關於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已經有非常多的電影文本，難以一一勝數；即將在台上映的《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可說是最新的一部，且已在德國本土拿下好幾個電影獎；再前一年，則是《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一樣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檢察官孜孜不倦追求「轉型正義」，同樣拿下好幾個德國本土的電影獎。在二戰結束已超過七十年的今天看來，此題材的影片似乎沒有終止的一天，並且仍然能夠吸引一定的世界觀眾的目光，這本身就已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反映出德國（乃至世界）人認為對納粹的惡必須持續提醒警戒，就像是個無止境的驅魔儀式──一旦有所鬆懈，魔鬼立即上身！
然而恐怖的並不是魔鬼般的納粹，而是當納粹隱身於人群而難以辨識其是否為魔鬼。
聽說高雄電影館要辦今村昌平影展，我興奮之餘立即回想起1994年，那年我受楊導介紹進入日本導演林海象的劇組協助拍攝電影《海鬼燈》，來台的日本技術組裡有位老大哥Kasamura桑，是美工陳設道具製作的一把好手，跟著Kasamura桑在幾個場景裡的工作，讓我更加切身地體會到那個時代電影作為「手工業」的辛苦，不論在台灣或是在日本。
打從紀錄片《無米樂》、《翻滾吧，男孩》上院線引發社會陣陣迴響開始，紀錄片在台灣電影中就形成了一個重要領域，不只是新聞性、政治性或社會性的題材持續受到關注，關於藝術、文學方面的影像創作近年來也算是迭有佳績，尤其在台灣電影極不景氣的時候，紀錄片還產生了一個為台灣電影「續命」的作用；但這個「續命」起初還只是票房上的觀察所得，時至今日，台灣紀錄片可以說已經產生了一批新一代的拍攝者乃至愛好者與研究者，這些人對「影像」有較深刻的處理經驗或思考鑽研，台灣電影及紀錄片拍攝的水平若要能有所提昇，這批人絕對是未來發展的基石。
對近年來所看的恐怖片幾乎沒有一部感到滿意過，我想在這個類型裡能玩的創意或嚇人的手法大概已經差不多走到盡頭了。
抱著某種期待，我還是去看了這部號稱「台灣近年來最恐怖電影」的《紅衣小女孩》，觀影期間頻感坐立不安，並不是它真的有多恐怖，而是我一直看到台灣電影最令人詬病之處：不重視細節。
在《蝴蝶》中創下台灣影史最驚悚的弒父情節之後（連楊德昌《麻將》裡的「弒父」都沒有如此直接，但楊導卻是別有張致），似乎是有意淡化這樣激烈的情感，導演張作驥又拍了《爸，你好嗎？》，十段或溫馨感人或悲情催淚的父子故事，確實收到不錯的成效；之後的《當愛來的時候》或可說是張作驥的生涯成就代表作，雖說又回到導演所一直關注的社會底層現實，但在角色情感的處理比起過往已經有所超越；再來的《1949穿過黑暗的火花》（短片）及《暑假作業》二部，則連題材都大大不同了，然而即使如此，還是可以看出張作驥的關注視角一直都具有某種延續性，此即關於「原鄉」的追尋。
雖說電影的一切都是虛構，但裡面也有確實為真的部份，有時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糾結拉扯之下，才有空間營造出張力並且衝擊觀眾產生反思。
在林書宇導演的《九降風》中，結尾出現了職棒球員廖敏雄，此一真實人物進入故事中立刻為故事帶來了衝擊性，觀眾不得不去思索：導演把廖敏雄帶進電影裡來的目的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