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說真相是病毒，彷彿人人都不想碰觸真相，因為若要面對真相就得要處理它，而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真要處理不是個人要革命就是連社會也要一起革命），於是就假裝沒聽見或沒看見（這其實也是一種處理）；但或許這個冷漠的態度本身才是病毒，不但阻礙了人們對真相的理解，有時更可能為統治者的暴力手段鋪上了紅毯（89六四正是顯例）。

導演曾也慎的這部紀錄片《真相病毒》（A Note 2: The Virus of The Truth），其實就是個很好的示範──關於「如何處理真相」的示範，尤其在網路時代。

提到末日，你會想到什麼？

我腦海中的一個畫面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電影《吸血鬼》（Nosferatu the Vampyre）：在一艘已無活人駕控的貨船靠岸之後，成群的老鼠沿著纜繩爬上陸地象徵黑死病降臨──這是個在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絕對稱得上是「末日」到來的景象隱喻──面對這樣的「末日」到來，人們最後能做的，就是把僅剩的食物集中，所有還活著的男女老少來場狂歡宴會，一起迎接結束（很可惜此片不在本次影展的片單中）。

時絮倥傯、書頁繽紛，眼看一年又將過去，回顧既往，有三個事件對於台灣的文學出版稱得上影響重大，不妨以「年度文學事件」視之。

《維多利亞壹號》（彭浩翔，2010）

近年來殺得最痛快的電影之一便是彭浩翔這部《維多利亞壹號》，斬殺的場面拍得汁血淋漓，頗為過癮，但思索導演在片頭片尾所明示的主題，又覺得過於淺白而便宜，也許香港觀眾特別需要這樣一片來直接而且血淋淋地表達對建商炒樓的不滿吧？

《非普通教慾》（Canine，Giorgos Lanthimos，2009）

以政治諷喻為主的電影文本非常多，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Giorgos Lanthimos）的這部《非普通教慾》不是第一部也不會是最後一部，但其政治諷諭之淺顯直白，甚至比電影內容更令人嘖嘖稱奇。

《冰封之心》（Winter’s Bone，Debra Granik，2010）

多虧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創立了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讓許多有志又有才情的新導演能有獲得肯定的機會，逐漸累積、壯大並實現自己對電影的理想，拍自己真正想拍的，而不至一開始就受到商業機制篩選的挫敗。

《讓子彈飛》（姜文，2010）

兩個男人之間不論如何親疏遠近，一旦相識相知，認了是兄弟、是哥兒們，就得肝膽相照、推心置腹，甚至可以為此犧牲在所不惜，只因這種犧牲早已是一種具有美感的悲劇形式，許多導演都曾拍出過膾炙人口的經典；中國大陸第六代導演姜文則是近乎一貫地將這種哥兒們的男性情誼倚之為重要核心元素之一，放到文革時的北京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票紅衛兵小將，放到抗戰時期的河北就是《鬼子來了》那幾個山野農民，放到文革後期的邊疆是《太陽照常升起》裡勞改隊的毛頭孩子們，放到民國初年的四川則是《讓子彈飛》裡那一票麻匪。

《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Tom Hooper，2010）

二次大戰前夕，英國面對德國的強大威脅，又逢老國王喬治五世過世，亟須一位能夠領導全國軍民團結抗敵的君主，但繼承王位的卻是那位追求浪漫、我行我素的溫莎公爵！所幸沒多久他便把王位又交出來，由穩重但拘謹的弟弟約克公爵即位，然而約克公爵卻擔心自己的口吃不但無法鼓舞全國軍民還可能把士氣全搞砸了！

紀錄片拍攝簡單說就是帶著攝影機觀察事物，但在那之前得先進入事物所在的現場。而沒有任何「觀察」是不帶有權力的位階落差的，許多時候這種權力落差來自於異同的辨認，紀錄片導演對此沒有自覺的話有時候是連現場也進不去的。

1962年荷蘭紀錄片導演柏特‧漢斯卓（Bert Haanstra）使用隱藏攝影機從動物園的獸籠裡拍攝前來觀賞動物的人們，取名為《動物園》（Zoo），其所選取拍攝的角度正可使人意識到「觀看」或「觀察」的權力關係。

《黑天鵝》（Black Swan，Darren Aronofsky，2010）

這是關於一個芭蕾舞者最後在台上演出化為「黑天鵝」的故事，從兩個角度來看感受會很不一樣：首先，由人逐步蛻化變成天鵝，這過程當然是很驚悚的了；但另一方面，芭蕾舞者跳「天鵝湖」的舞姿有如活生生的天鵝，這感覺又是極優雅、極美的。導演戴倫‧亞洛諾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以肩上攝影跟拍增加紀實感，並逐步加快剪接的節奏將壓力堆疊至觀眾心頭，企圖把這兩種極端的感受繃到極致、繃緊像一根弦，當繃到最後弦斷的那一剎那，觀眾心頭的壓力突然釋放，就會感受到無比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