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我不承認『國家』這個名詞，『國家』這個名詞是可以不要的。」（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小川生前最後談話」）

開門見山地說，這是一部關於以巴衝突的紀錄片。

三位年輕導演的企圖從影片開頭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在片名的那格畫面，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片名中間，是本片的英文片名「Promises」，三種文字的排列位置正好反應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國的關係。

眾所皆知，中東的緊張情勢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至今，可以說一天都不曾和緩過，而美國在其中始終扮演著相當關鍵的決定性角色。911事件過後，由於以小布希為首的消滅「恐怖主義」的極右派思想抬頭，導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暴力衝突又逐漸升高；雖然巴勒斯坦建國的可能性也開始被西方認真思考（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敦促美國為巴勒斯坦建國設定時間表），但擺在眼前觸目驚心的事實，仍然是耶路撒冷城內不斷見報的巴勒斯坦人肉炸彈事件，以及以色列隨之而來的軍事報復行動。

可以想見的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這個地區將近60年你來我往所累積的血海深仇（如果要連歷史或宗教上的民族舊恨一併計算，更是超過2千年以上），已經深深影響著這個地區的所有人民，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思考、他們的信仰以及他們的生活。而「美麗天堂」這部紀錄片，記錄的正是導演從耶路撒冷所挑選出來的7個孩子的生活故事。

這7個10歲左右的孩子有男有女，有阿拉伯人有猶太人，分別住在耶路撒冷的不同地區，包括以色列的中產階級社區以及巴勒斯坦難民營，從兼顧性別、年齡、族群、地域及階級平衡的取樣上看來，的確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導演以跟拍的方式分別記錄這7個孩子的日常生活，同時透過提問，來獲取他們對自己生活現狀的想法，並捕捉他們細微而真實的動作反應或情緒表情。影片的拍攝過程無疑是成功的：透過剪輯，導演讓兩個基本上完全衝突的對立面交錯呈現，觀眾很快就可以認識到以巴衝突的嚴重性並體會到雙方和解希望之渺茫。比如當問到耶路撒冷是屬於誰的時候，住在以色列殖民地貝特艾、帶著一頂可愛的猶太小白圓帽的莫許，立刻七手八腳地攤開聖經的古本卷軸，找到了證據證明耶路撒冷是屬於猶太人的；但另一個住在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區的馬穆，則是從破舊的櫥櫃中翻出已經泛黃的地契與產權證明，認為他們在這些地區住了這麼久，當然是屬於巴勒斯坦人的。

這些孩子天真而懇切的表現深深打動了觀眾，相信是此片成功的最大因素。但是有幾幕孩子憶及自己親友在衝突中喪生時激動地哭泣起來，導演居然毫不客氣地zoom-in進去拍下他們的眼淚。這個鏡頭運用的小動作使我產生警覺，立刻從影片的情境中抽離了出來，我開始思索導演毫不掩飾這個「近乎粗暴」的動作，究竟有什麼特殊意義。

相信許多人還記得，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一聽說紐約發生911事件時，居然嘴唇不停顫抖，連話都說不清楚，一副比美國人還驚駭緊張的樣子。他會如此失態，全是因為害怕美國的報復行動將嚴厲到無法預估的程度，以當時主謀不明而全世界都懷疑禍端必起於中東的狀況，連第三次世界大戰都可能發生，更不用說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死存亡究竟有多麼危急難料！阿拉法特有此反應我們完全可以同情理解，但是如果媒體竟然zoom-in進去拍下他顫抖的嘴唇特寫（阿拉法特為此應該感謝阿拉，因為最擅長這種運鏡方式的台灣媒體並不在現場），那已經不僅是粗暴，更是一種不道德。

緊接著，一個更明顯的玩弄拍攝對象的狀況出現了，就是那個住在東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區的馬穆。導演在他的房間內進行訪談，當被問道是否願意和猶太小孩見面時，馬穆非常堅決地回答他不願意和猶太人有任何接觸。如此堅決的態度似乎激發了導演某種捉狎或逗弄的心態，他起身入鏡，坐到馬穆身邊握著他的手說：「我就是猶太人。」

才10歲左右的馬穆，漲著一張無法置信的通紅小臉，還問攝影師說導演真是猶太人嗎？然後我們看到馬穆在攝影機拍攝之下不得不對導演說，你只是半個猶太人，另外一半是美國人。然而導演仍不放過已經很窘迫的馬穆，他一再強調他是個道道地地百分之百的猶太人，似乎還有什麼兄弟一直住在以色列沒有到美國。

馬穆於是不再說話，攝影機又zoom-in進來了，畫面中只看到導演牢牢握著馬穆的手不放。

「這就是我所信任並且邀請進入自己房間真心相待的導演嗎？」這句話是我幫馬穆問的。

如果說這些小動作是非刻意的、一時興起的，尚可以拍攝時不及細想的瑕疵視之，但接下來導演居然安排了一個拍攝狀況，不但暴露出其自身所受訓練的不足，更顯示他們在此紀錄片中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拍攝位置，這無疑是此片的最大失敗，足以勾消其拍攝之前的一切努力。

這個狀況就是結尾的猶太小孩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去參加和阿拉伯小孩的大和解聚會。

由於耶路撒冷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仍歸以色列管轄，巴勒斯坦人出入都必須通過以色列設置的軍事檢察關卡，以色列人卻不必受檢，所以同意參加這個大和解聚會的兩名以色列雙胞胎小孩，必須深入他們父母所認為的險地。在難民營迎接他們的，則是喜愛短跑及踢足球的男孩法拉以及女孩珊娜寶等人。幾名小孩剛見面時還有點尷尬及生澀，但隨後便非常開心地在一起玩撲克牌、踢足球了。緊接著重頭戲上場了：所有小孩和導演坐在一起，輪流發表感想，年紀看來較大的法拉此時居然哭了起來：「我想到我們現在多麼快樂，但是導演一離開我們，我們就沒有機會再像今天這樣了。」於是所有小孩都流下了眼淚，連坐在他們中間的導演也哭了──他真該感到羞愧，連孩子都意識到未來會發生這種狀況！──這年是1995年。到了1998年，導演又回去追蹤拍攝這些孩子們的狀況，果然就像法拉當初說的，導演一走，一切又都回復原狀。那兩個漂亮得不得了的以色列雙胞胎初時還承諾會常打電話來，不久也都杳無音訊了。

而我特別注意到，95年那次大和解的聚會，馬穆根本就沒有參加。

我很想知道那些推薦此片的知名影評人及社會賢達們是否認真想過，導演拍這部紀錄片的用意究竟是什麼呢？把幾個處於敵對陣營的、長大後可能在戰場上相遇的孩子拉在一起，「強行」介入他們之間，令其建立起「感人而真實的」友誼，之後就落跑回美國去了；導演們自己可以安然進出耶路撒冷拍片，拿著這部紀錄片全世界到處去賣，卻沒有告訴我們他們對這些孩子到底有什麼後續的計畫，即使只是一個簡單的、我們會再回來（可不是98年那樣的虛應故事）的「Promises」。

阿拉法特「Promises」巴勒斯坦人建國，夏隆「Promises」帶領更多猶太人回以色列，美國歷任總統則「Promises」調解以巴衝突。但是，誰都知道「Promises」歸「Promises」，「Politics」歸「Politics」，不是嗎？

賈絲婷夏碧羅、畢利戈柏、卡羅斯柏拉度，這三位導演難道真的沒有立場嗎？除了片頭那片名的刻意安排之外，開場就先短接數個耶路撒冷街頭的麥當勞、肯德基，以及與西方都市的經濟繁榮街景差堪彷彿的車水馬龍景象；再接到戰爭場景，一個著火的輪胎默默滾來然後靜止的畫面。這個交錯剪接顯示出的「美國夢」、「美國價值」難道還不夠明顯嗎？似乎以巴衝突是自找的，如果沒有衝突，或者雙方都能忍讓一步，不就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麥當勞裡吃漢堡了？

美國自詡調解以巴衝突，但以巴當真和解相安無事，則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勢將蕩然無存，從這個觀點看來，「美麗天堂」這部片本身豈不正是隱喻這種三角關係的縮影嗎？導演們一方面嘲諷調侃立場強硬者如馬穆，一方面同情世故成熟者如法拉，表面上充滿人道主義，骨子裡盡是美國式的單純、樂觀與濫情；若非有意欺騙、玩弄這些孩子的感情，就是比他們還要天真。

倫理問題是一個紀錄片導演永遠必須接受質疑的問題：你憑什麼這樣去衝擊別人的信仰及價值觀？你有什麼資格用這樣的方式去介入別人的生命？

偉大的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為了拍攝東京近郊農民反對開闢成田機場的抗爭過程，在三哩塚住了八年，從學習種稻開始，後來更移居山形縣牧野村，長期拍攝農民的生活──他自己根本已經變成了一個農民──這種偉大的紀錄片導演是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在拍攝，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和別人的生命交往互動；但是在「美麗天堂」裡，我壓根兒感受不到導演們有任何「付出生命的」交往行動。

話說回來，如果我是馬穆，我也不會去參加那個聚會。


本文刊於2002年7月號張老師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