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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鄭文堂的「夢幻部落」看台灣原住民的處境

沒有海洋,沖激沈睡在陰霾下的岩岸
沒有故鄉的小米,釀製回家路上的酒
只有顫動的車塵,隔著低垂的窗簾
擾亂著困頓在風中的詩句
──鍾喬.「夜訪莫那能」

「夢幻部落」(Somewhere Over the Dreamland)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可直譯作「夢土上的那方」,但是片中所呈現的卻是一個人心極為荒涼的無夢之地﹝Land without a Dream﹞,甚至是個無愛的國度﹝Land without Love﹞。

故事中的三個男女主角:泰雅原住民瓦旦、外省老兵之子小莫以及瓦旦舊情人里夢之女瑄瑄,在這無愛的國度之中,或者錯身而過、或者會心交談,相逢卻未曾相識。這樣的形式及主題,叫人很容易想到賈西亞馬奎斯導演的「寂寞城市」﹝Things You Can Tell Just by Looking at Her﹞,與吉爾史普瑞奇導演的「生命的13個交叉口」﹝Thirteen Conversations About One Thing﹞。但是比起上述兩片將焦點置於都會人心的寂寞失落,以及個人命運與道德抉擇時的人生哲學;「夢幻部落」顯然具有完全不同的關照位置。

瘸了一腿的泰雅原住民瓦旦(尤勞尤幹飾演),在山中樹下倒頭大睡時,身披白翅的郵差天使送來一張明信片,要他回到以前的工地領回失物。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他在工地摔斷腿那天遺失的皮夾,裡面有當天所發的工資;瓦旦為此回到城市,工地裡的外勞們卻聽不懂他的話;他的皮夾嵌在一水泥塊中,瓦旦小心翼翼地敲碎水泥取出皮夾,發現皮夾裡有一張舊情人里夢的照片,勾起瓦旦的回憶,他開始尋找里夢的下落,卻只尋到被里夢拋棄的舊書店老闆(戴立忍飾演),他先是憤怒,繼而歇斯底里地痛哭,而瓦旦似乎很能了解他的心情……

被母親拋棄的外省老兵之子小莫(莫子儀飾演),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到東京去找他的親生母親,當面用日文羞辱她;所以他白天在日本料理店當廚師學徒,學習日文,晚上則在「男來店,女來電」電話交友中心消磨排遣,有時還會接到成熟女客的邀約,進行一夜援交。一日,小莫在店內遇到曾經與他有過性交易的女恩客(李烈飾演),下班後依例帶他出場到溫泉飯店,小莫卻在年齡足以做他媽媽的女客虛假的懷抱中找到了真正的母親……



瓦旦舊情人里夢之女瑄瑄(吳伊婷飾演),則是在遊客冷清的兒童遊樂場做旋轉木馬的收票管制員;她有個關於媽媽和哥哥的故事,卻無人可以訴說,她打電話到電話交友中心向陌生人傾吐:「你要聽故事嗎?不聽請掛斷。」只有小莫願意傾聽她的故事。一個不善言詞的木訥同事喜歡瑄瑄,常常送她禮物,不知如何拒絕的瑄瑄卻總是無言以對,後來同事終於按捺不住,竟然硬闖她獨居的房門,雖只是鹵莽並無惡意,但瑄瑄在嚇出一身冷汗之後,決定交還所有禮物,一封未拆……

這三段故事中的主角人物互有交錯,表面看來的確呈現出都市人心的疏離面貌,以及情感上的滯鬱封閉,但是整部片的寫實基調卻牢牢鎖定著一個隱而不顯的主題,即原住民的現實處境,這也是導演鄭文堂一再強調的核心意圖,如果視而不見,或避而不提,則影片的意義將被扭曲到另一個層次,反而不是導演拍攝的原意了。

第一個迫在眼前的事實是,外籍勞工對於都市原住民工作機會的排擠。籠統地說,這是源於資本的國際流動,造成底層勞動力的結構變遷,儘管政府聲言改善,但外勞政策動輒作為政府運作國際政治的談判籌碼,可以向上扯到國家安全以及外交困境,可想而知最後被犧牲的仍然是原住民。片中當瓦旦回到都市,面對滿是外勞的工地,說著吃力國語的瓦旦還能說什麼?在已使用台幣新鈔的今天看來,瓦旦皮夾裡的舊台幣是他當時的勞動所得,卻幾乎等於是一疊廢紙,這個戲外的巧合更是充滿無奈與諷刺!

而與生計及生存息息相關的原住民工作權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更嚴重的是土地流失所帶動的文化流失;生活資源的流失連帶使得從生存技藝到記憶及想像的流失等問題。

瓦旦與里夢有個關於小米田的夢:「小米田成熟的時候,風吹著小米田的穗,小米田會發出美妙的歌聲。」瓦旦沒能實現這個夢,只能在天橋底下尋得一塊安睡之地,繼續他無根的漂泊與追尋;小莫與瑄瑄則透過電話相約到山上去尋找小米田,即使他們在同一班火車上相遇卻不相識。這個小米田的夢被今之漢人如戴立忍飾演者棄若敝屣,卻象徵著原住民對土地的記憶與原鄉想像。

「記憶是弱勢者尋找認同的力量來源。」詩人兼社區劇場工作者鍾喬如是說。

當瓦旦記憶起他與里夢的美好時刻,願化身為魚繞著里夢的腳邊梭游相守,此後他繼續在城市中漫遊尋夢;當身世相似的小莫與瑄瑄(前者無母,後者無父)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一種內在的尋根慾望,驅使著他們向著山野出發,像鮭魚終將迴游到出生之地;所謂有愛十方皆夢土、無愛夢土成他方,不論夢土在何方,只有記憶與想像才是存在當下最真實的肯定,而這正是當前原住民不斷流失的寶貴資產。

如果無法想像當年凱達格蘭族人逐獵的原野是如何變成今天的總統府前廣場,只要回想一下今天達悟族人的蘭嶼是如何變成台電的核廢料放置場,那其實是相去不遠!

三十多年前,北美的印第安伊尼族人在加拿大政府和天主教傳教士的軟硬兼施下,被迫放棄游牧生活傳統,集體被遷徙至紐芬蘭戴維斯灣定居。這項政策或許出自善意,未能考慮到原住民的實際需要卻是事實──新聚落水源缺乏、沒有下水道系統、習慣住帳篷的伊尼人不懂修理房屋等等,問題層出不窮;更糟的是,每年有四個月因海灣浮冰,伊尼人無法前往傳統獵場謀生,流離失所的伊尼人感到絕望無助,經常藉酒澆愁。1992年2月,一戶人家失火,父母酒醉,不省人事,附近也無水救火,救火者只有眼睜睜看著六名幼童燒死在火窟中……

這樁慘案喧騰一時,甚至震驚國際,加拿大很多高中的社會研究課程援用為教材,並在加拿大原住民政策上留下深痛的烙痕。1994年加拿大政府公開認錯,並開始以輔導的方式,幫助原住民以自己的方式適應現代社會。

反觀台灣,類似的原住民慘況比之加拿大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認知僅止於祭典、嘉年華式的歌舞表演,不然就是將雛妓、酗酒、吸毒等社會問題和原住民畫上等號。政黨輪替阿扁總統上台後所承諾的達悟族人自治,到現在連樓梯都不響了,誰還期待會有什麼人下來?先進科技的好處無福享受也罷,最難下嚥的苦果卻硬逼著他們和血吞,且不提氣象報告從不報導高屏山區的氣象狀況,使魯凱族人上山打獵時無所依憑;達悟族人抗議台電將核廢料送到蘭嶼,媒體卻只盯著他們的丁字褲及手上的現代手錶大作文章;在國民所得已超過一萬二千美元的今天,我卻曾親眼看見台東紅葉村的卑南族小孩像流浪狗一樣在垃圾堆裡翻撿覓食;更不用說前幾年烏來泰雅族聚落發生的安毒村事件,暴露出多少台灣內部殖民的殘酷與不義!

96年底行政院正式成立了原住民委員會,根據研究台灣族群問題的學者張茂桂表示「目前除了文建會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單位願意配合交出所轄的山地業務與既得官僚利益。」時任台灣省民政廳山地行政局副局長,也是職等最高的兩名原住民之一的鄭天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便說:「如果考量個人前途,應該爭取去原民會;如果考慮到工作推動,那就不如不動了。」由此可知行政院原民會實已淪為招撫的手套、酬庸的籌碼,甚至在組織中納入九族代表使表面上看來像是合議制,實際上卻仍是主委主導一切的首長制,更使得原民會成為反制監督的利器。

在台灣的原住民承受著數十年甚至百年來漢人及日本統治者殖民政策錯誤的惡果,他們的文化不允許他們對此做出麥克道格拉斯「城市英雄」式的恐怖報復,因此他們的吶喊也鮮少有人聽見,只是難道我們非得期待流血,那美麗的彩虹(如白光勝牧師所說九族共和的動人譬喻)才有在台灣上空出現的一天嗎?

「夢幻部落」中瑄瑄管理的那座旋轉木馬,幾乎淪為男人與情婦在城市中無聊遊蕩時的成人調情玩具;卻在遊樂場將要關門之際,出自一位母親的要求,瑄瑄答應為她的孩子再轉動一次。看到小孩坐著旋轉木馬開心的笑容,我心中質疑馬告國家公園成立的聲音,也跟著再次響起──真有必要以國家為名再建一個遊樂場,而不惜剝奪原住民的生存環境?

鄭文堂對台灣原住民處境有著深刻的觀察體認,片子也奪得威尼斯影展的國際影評人大獎,然而卻沒有獲得台灣本地社會及媒體對等的注目,甚至沒有一篇影評觸及電影的核心議題,在在證明了我們這個冷酷的社會是如何漠視弱勢族群,這真是個無愛的國度!

本文刊於2003年3月號張老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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