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戰後美蘇兩大強權開始在國力上展開競爭,不論是核武或是太空領域都需要科技實力做後盾,於是不斷上綱成為兩種不同體制的競爭指標,就這樣,科技成為戰後世界諸先進國家莫不傾盡全力發展的首要重點,這當然造就了今日世界許許多多的價值扭曲;然而歷史如此行進也不是全無正面影響,至少科幻小說乃至科幻電影就是其中令人感到非常舒暢的部分。

在此美蘇兩國極度競爭的集體心理影響下,戰前生於白俄羅斯但三歲便移民美國紐約的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可以說是處在某種尷尬的夾縫狀態,但是令他感到尷尬的卻不是政治上的國族認同,而是關於科學知識的拓展究竟有沒有在道德或哲學上配合並進的需要。

艾西莫夫在其1953年的小說《鋼穴》的序文中說道:「在1920及30年代,作家經常描述機器人是一種危險設備,總是會摧毀他們的創造者。這類故事一再重複同樣的寓意,那就是『有些事人類本來就不應該知道』。」

對於艾西莫夫而言,這似乎是科技過多症之後矯枉過正的科技恐懼症,他不否認知識會帶來危險,「火剛出現時也很危險,語言能力甚至更可怕」;但是要避免這些危險不是消滅或放棄使用它們,「善用智慧似乎才是解決之道」。

此處所謂的「善用智慧」,已不僅僅是科學知識,還包括人類社會各種智識,包括歷史教訓、社會道德、日常習慣、情感經驗甚至宗教信仰,這就是艾西莫夫的「機器人系列」之所以經典的原因:科技始終離不開人性。

《鋼穴》作為「機器人系列」的第一部,最精采的莫過於在「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限制下,所產生的層層推理設定:主角紐約刑警貝萊被上級要求與一個機器人「機‧丹尼爾」搭檔調查一樁棘手的謀殺案,而被殺的正是「機‧丹尼爾」的發明人;艾西莫夫不是讓這對奇特而生硬的搭檔如何鉅細靡遺抽絲剝繭地追查所有線索,反而是讓不同的角色彼此不斷地辯證對話,而其對話的核心內容則總是圍繞在「什麼是人?」

這樣的主題看似很哲學其實卻又不然,故事情節完全不輸當代經典推理小說的架式,動作氛圍塑造得也夠懸疑,尤其文字難能可貴地淺白易讀,半世紀以來已造就出廣大的閱讀人口;而關於未來世界的背景描述,則不免令人想起柏拉圖那著名的「洞穴寓言」──這恐怕正是艾西莫夫《鋼穴》的原始隱喻呢!

※本文於2009年01月27日刊於樂多首頁
http://magz.roodo.com/article/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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