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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同棲生活》(Parade,行定勳,2009)

 

日本芥川賞作家吉田修一今年有兩部小說被改編拍成電影在台灣上映,都是頗受矚目的製作:一部是李相日導演的《惡人》(Villian,2010),另一部則是行定勳導演的《東京同棲生活》。

 

從某種層面看,這兩片(包含原著)從主題到敘事結構都非常類似,主要都是從社會道德的面向呈現人的(善惡)雙面性,而在日本(其實整個東亞儒教社會都差不多),幾乎在所有的公共場域,都必須呈現出與人為善的一面以求表面的和諧,其目的則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私領域不受干擾侵犯,或者至少避免衝突,以免在爭執中己身的利益受到損傷。

 

東亞社會中的人民在面對面溝通時幾乎都會自動戴上某種面具,察言觀色更已成為出社會之前就必須具備的本能,在愈是人群密集的大都市愈是需要各種保護色,幫助自己融入主流價值塑造的環境中,只要有一點點露出馬腳或是真實呈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除非立刻受到主流價值認可或接受,否則幾乎一律會被視為異己打壓或是將其污名化;如果這種異端亦具備某種力量,在評估態勢之後,雖居主流價值之位者亦有可能選擇視而不見噤聲不語,以求明哲保身,或甚至為其遮掩美化。

 

當這種社會道德的壓力巨大到某種地步,可能將人心扭曲成某種怪物,或者說在現代資本主義下的東亞城市文化中,人由於離開家庭而須與熟識程度不同的他者維持日常關係,這種新社會的倫理其重要性可能已經超過傳統家庭倫理。

 

因此在《東京同棲生活》裡,五個不到30歲的年輕男女共同組成一個「類家庭」(會形成這種同居型態當然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出現在東京這個城市更是絲毫不令人訝異),彼此之間又似兄弟姐妹又似父母子女的關係,但卻無一定的倫理道德規範在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支撐運作,於是各人在公領域中均表現出合乎主流社會價值的一面,而也都明白他人私底下可能擁有另一種面貌。

 

這種雙面性格在吉田修一筆下被刻意拉到極致,於是就出現了最像家長的直輝(藤原龍也飾演)白天在電影公司工作,對人的態度都很親和並很願意助人,晚上卻在僻靜小路上隨機襲殺婦女這種極端行為。

 

由於這種極端行為是架構在一種貼近東京都會上班族的日常現實之上,因之取得了某種合理性(其實仍然欠缺足夠的心理因素呈現),而誇張的不是直輝的行為,而是每個同居人竟然都知道他犯下的這些惡行,卻仍然視若無睹或假作不知!

 

某種程度上可以將此五人的同居家庭視為日本社會的隱喻或縮影,如此影片的諷喻力量還算不小,若是再連接上後來拍的這部《惡人》身上就更清楚了:在《東京同棲生活》裡刻意被忽略的傳統家庭關係,在《惡人》裡就毫不避諱地直接呈現作為對比,讓後者的倫理關係之崩解與前者新社會倫理的宰制力量形塑出妻夫木聰這樣一個「惡人」,其襲殺女子的行為背後的複雜社會及心理因素,就遠超過《東京同棲生活》的藤原龍也;單單從文本的細膩程度來看,也不妨將《惡人》視為《東京同棲生活》的進階版。

 

即使如此,小說家深入社會結構的肌理,突顯人性中的陰暗幽微與糾結的人心,透過電影導演以鏡頭呈現出來,與現實社會裡的觀眾進行再對話,怎麼看這企圖都不同於一般只重視娛樂動作的犯罪電影,能夠兩部同時上映同時觀看更是台灣電影觀眾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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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於2010年10-12月第145期電影欣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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