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一一》裡洋洋有句話：「我們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這個「前面、後面」的說法雖是由人本身出發，但楊導用在這裡顯然也有針對電影而發的用意：觀眾只能看到銀幕前面的電影，看不到銀幕的後面──當然這只是個譬喻──比較真確的說法是觀眾看不到電影是怎麼拍出來的，從這點再切入到更深的層次，就是在質疑何謂真實，或者人是否該相信自己肉眼所見。

這種關於認識的質疑其實對所有的人、事、物都一樣，而且到最後無可避免會出現一個悲劇，那就是：一旦你想要認識了解一個人，你將發現你永遠無法完全認識了解那個人。這時就會面臨一個選擇：是就此放棄，承認一切關於認識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抑或在有限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做到極致。

王昀燕這本《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顯然是傾向於後者，而我所認識的楊導本人也是傾向於相信後者的。

自2009以來，台灣出版界陸續出了好幾本關於台灣新電影時代的電影人的訪談或傳記，包括：攝影師李屏賓、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剪接師陳博文、導演王童等人，李屏賓甚至是先有記錄片《乘著光影旅行》（由姜秀瓊與關本良拍攝）才有書的；除了這幾本電影人的訪談錄以外，小野也出了一本算是自述的《翻滾吧！台灣電影》。

這些書籍的內容當然各有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位當事人都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回憶自己投入台灣電影的過往以及點點滴滴，可說是為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歷史做出了個人角度的總結。

這些經驗總結十分珍貴而重要，然而最可惜者莫過於已經過世的楊德昌楊導，雖然更早之前曾有美國學者白睿文針對兩岸三地電影導演的訪談並集結成書（《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但那畢竟只是一次訪談的紀錄，很多細節也無法更深入地追索。

王昀燕的《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某種程度彌補了我們未能親聆或親睹楊導自道心聲的遺憾，並不是說這些旁人對他的觀察或描述足以替他發聲，而是透過不同的在場旁觀者彼此印證，有助於我們還原楊德昌的創作現場，了解他所面對的困境與掣肘，捕捉其創作意圖及理念，從而對台灣新電影那段歷史做出更適切的總結──這才能真正告別新浪潮！

魏德聖其實是個最好的例子，他從楊導那裡獲得最深刻的啟發──並非關於創作，而是關於理想的堅持──讓他找到自己的道路與方向，此所以他的《海角七號》明白彰顯出與過往電影的不同，雖未必能由此再開啟一波新浪潮，但其實台灣電影正需要這樣一股能重新攪動觀眾──把既有的觀念或成見打散不管它重新凝聚起來以後會是什麼──的力量。

也正因如此，在重新攪動的過程中，我們尤其需要對過往歷史經驗進行重新認識與理解，王昀燕這本《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正是此一工程最需要的基本功；雖說對於台灣新電影的歷史算是補足了許多重要部分，但另一方面，也突顯出還有許多需要加強補足的部份，期待更多有如王昀燕這般具有「天真的衝動」（作者自謂，我卻覺得是勇氣及毅力）之人的投入。

楊導過世之後，隔年，魏德聖到洛杉磯去探視了他的墓園，據他說當時四周靜謐平和，卻在離開之前起了一陣風，吹落幾片樹葉，他心念一動便拾起一片葉子，回來交給了當時未能同行的姜秀瓊，這件事後來也見諸媒體，而我則是有緣在媒體報導之前就見到了那片葉子──是秀瓊親自帶來給我看的，當場如有一股微小電流通過全身，百感交集。我想起楊導曾在拍《牯嶺街》時買了台六盤式剪接機，在拍完《獨立時代》、《麻將》之後送了給陳博文，我第一次見到那台剪接機就是在楊導工作室，這對陳博文而言也是異常深重的恩情，正如當年侯孝賢也曾贈送一套同步錄音設備給杜篤之（王昀燕在書中訪問杜篤之與陳博文時都有談到）；我無意在此過度引申牽強附會，但這種傳遞或傳承與媒介物的輕重貴賤無關，而是一種精神、一種感應，是可以一直連結傳遞出去的；而我在讀完王昀燕這本《再見楊德昌》後最大的感慨，就是恨不能再有一本《再見楊德昌》第二集，訪談對象則有楊順清、王耿瑜、姜秀瓊、魏德聖，甚至侯孝賢、張毅、張艾嘉、蔡琴、詹宏志……（名單真的數不盡）；但我不敢奢求王昀燕，她做得已經夠多夠好，我只能私心期盼那股電流能傳到更多人身上。

《一一》裡的洋洋後來拿著相機到處拍別人的後腦勺，我想王昀燕這本書某種程度而言也可以說是想讓大家看看楊導的後腦勺吧？只不過楊導自己是看不到了。

再見，楊導！

※本文刊於2013年二月號《書香兩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