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泛的底牌 @ 痞角度

對近年來所看的恐怖片幾乎沒有一部感到滿意過，我想在這個類型裡能玩的創意或嚇人的手法大概已經差不多走到盡頭了。

抱著某種期待，我還是去看了這部號稱「台灣近年來最恐怖電影」的《紅衣小女孩》，觀影期間頻感坐立不安，並不是它真的有多恐怖，而是我一直看到台灣電影最令人詬病之處：不重視細節。

電影一開場，是白明華在山林中遇襲，接著是劉引商從市場買了菜要回家，鏡頭明顯地帶到路邊廣告欄有協尋走失老人的佈告，照片上正是走失的白明華，劉引商甚至對著佈告說話，要她快點回來，說明兩人的友好關係。

於是這令我感到好奇：白明華是台語演員，劉引商是國語演員，這兩位演員所使用的語言背後各自有其歷史及社會背景，他們在片中是如何交好的？結果電影中對這二位婆婆的著墨僅有兩點：其一，她們一起參加了山林步道健走的活動（白明華的相機拍到隊伍中的劉引商及最後的紅衣小女孩）；其二，「中邪」後的劉引商對孫子黃河說要去找白明華唱卡啦OK（也只是說而已）。

本省外省兩位老太太相交友好坦白說在當代台灣社會並不是什麼不可能的情形，但在電影中卻是難得呈現，如果能有個兩人實際相處的畫面或鏡頭，就更能讓觀眾明白她們之間的友好程度，而兩人在一起相處交談時是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或是有人改變，配合使用對方的語言？這是微妙但蠻重要的細節，如果有所呈現，便能夠反映導演所認知台灣目前的某種政治及社會現實。

結果導演程偉豪對此留白（當然這點無須苛求），不過卻在之後讓女主角、電台DJ許瑋甯與社區保全員張柏舟玩了一次語言與性別、身份甚至階級上的反差：張柏舟是老牌台語演員了，片中他要求許瑋甯跟著他唸出一長串傳統民俗文化中「驅魔」的術語，但張柏舟唸完之後加了一句五字經的髒話，隨即意識到這句髒話對許瑋甯而言恐怕難以出口；而從一開始就在電台廣播中展現清甜國語女聲的許瑋甯卻在此時奮力衝口而出這句粗口，可以想像觀眾立刻被逗樂了，而且效果極好。

只是如此一來，所有台語在過往電影中被定型為粗鄙、低下階層使用的社會語言的形象又再一次被鞏固了，對語言議題敏感的觀眾應該不會滿意現在的電影中還會出現這種情節，但這點質疑畢竟帶有一定的政治性，很容易被電影的娛樂性所解消。

我認為真正問題的關鍵在於：編導在講求娛樂效果的同時並未考慮片中的現實合理性必須建構在足夠的細節支持上。

許瑋甯飆罵粗口的心理情狀為何？她必須有很強烈的動力讓她敢勇於衝破那層障礙（反差），但她卻是毫不猶豫地就衝口而出，此處的心理轉折缺乏醞釀，但是預期觀眾反應會好，於是就這樣拍了；二位婆婆相處時可能會有的語言問題，呈現不好可能引發爭議，所以就乾脆留白，如此取捨顯見編導只注重娛樂效果。

另一個更嚴重的例子則是：男主角黃河在夢中回到幼時場景，想起小時候曾答應劉引商說長大後每天都要陪奶奶一起吃飯，幼小的他甚至把這句話寫在餐桌底板上，這是他與劉引商祖孫感情的見證；同樣的手法導演也用在許瑋甯與黃河的感情上，當知道黃河被「抓交替」之後，許瑋甯為何敢勇於深入深山密林拯救愛人？當然需要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堅強的感情理由，而這理由就寫在黃河與許瑋甯的一張合照的背後，這乃是黃河與許瑋甯兩人愛情的考驗，但是當這底牌掀開，照片後的那句話是否能帶給許瑋甯強大的心理動力？我對此是打了一個極大極大極大的問號，這點就留待讀者或觀眾看完後自行評定。

《紅衣小女孩》的拍攝緣由原是來自於一樁都市傳說，經由媒體加以渲染報導之後增添了幾許神秘靈異的因素，本來這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某種集體恐懼，但是改編成電影之後卻只剩下獨居老人、墮胎、少子化、高房價甚至僅一句話帶到山區過度開發等空泛的議題呈現，媒體的角色更是消失不見了。

在此片之前，程偉豪導演的《保全員之死》才剛奪下本屆金馬獎最佳短片獎，片中正好揭示的是一個意外事件如何在當代媒體中被各方呈現、詮釋、解讀，手法大膽活潑且不失幽默，本來對《紅衣小女孩》的期望也來自於此，詎料還是有些落差，只能期望導演日後仍有繼續發揮的機會，台灣電影本就不以類型片見長，在藝術與票房的兩極拉扯下，拍片的壓力也很大，任何新導演投入都還是值得期待的。

只不過當類型片失去反映社會的能力，其刺激社會反思的功能也就失之闕如，從而只剩下純娛樂的作用；今年金馬獎台灣電影受到的肯定算是多的，但是除開《聶隱娘》及《醉生夢死》之外，類似香港電影《踏血尋梅》這樣的類型變奏的嘗試反而是缺乏的，香港電影界一直蠻擔心他們的未來發展，我覺得台灣電影目前仍然沒有樂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