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面貌 @ 痞角度

關於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已經有非常多的電影文本，難以一一勝數；即將在台上映的《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可說是最新的一部，且已在德國本土拿下好幾個電影獎；再前一年，則是《謊言迷宮》（Labyrinth Of Lies），一樣的時代背景，不同的檢察官孜孜不倦追求「轉型正義」，同樣拿下好幾個德國本土的電影獎。在二戰結束已超過七十年的今天看來，此題材的影片似乎沒有終止的一天，並且仍然能夠吸引一定的世界觀眾的目光，這本身就已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反映出德國（乃至世界）人認為對納粹的惡必須持續提醒警戒，就像是個無止境的驅魔儀式──一旦有所鬆懈，魔鬼立即上身！

然而恐怖的並不是魔鬼般的納粹，而是當納粹隱身於人群而難以辨識其是否為魔鬼。

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這位把數百萬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納粹軍官，在耶路撒冷受審時一再宣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並且他個人其實「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更不是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在納粹政權中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p.41，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玉山社出版）

漢娜‧鄂蘭在書中歸結道：「艾希曼的問題恰恰在於，有太多像他一樣的人，而這些人既不變態也沒有施虐癖，反而正常得可怕和嚇人。」（p.50，詹姆士‧道斯《惡人》，立緒出版社）

像艾希曼這樣的人，連死到臨頭的事實都認不清，還在汲汲於為自己申辯無罪－－他不是蠢，只是昧於現實，無能思考。「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兇，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加可怕──事實上，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從耶路撒冷獲得的教訓。」（p.317，漢娜‧鄂蘭《平凡的邪惡》，玉山社出版）

儘管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大審後所寫的觀察報告引發軒然大波，但是她到底提供了一個視角：對加害者的面貌的辨認及觀察；意即在檢視其罪行之外，若同時也觀察在此過程中他整個人所呈現的面貌，庶幾可以進行對「人性」的辯證，從而引發在文學甚至哲學方面的思考，而這是與司法、政治完全不同（且也不一定互斥）的層次，有時甚至更加重要。

紀錄片導演Thomas Giefer於2000年拍攝的《暗殺殖民地領袖》（Politische Morde: Mord im Kolonialstil），揭露了1960年非洲「黑暗之心」剛果獨立時的總理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遭綁架暗殺的懸案，雖然牽涉到戰後非洲殖民地脫離歐洲母國所掀起的獨立熱潮，以及美蘇兩強逐漸形成的冷戰架構，加上剛果內部不同地區黨派的糾葛與鬥爭，使得盧蒙巴在複雜的政爭中慘遭殺害，一般相信美國中情局有深度介入，本片更直指美國總統艾森豪知情甚至可能下令，導演還訪問到其中一位執行暗殺任務的中情局特工Geraad Soete，他描述了整個暗殺過程，包括如何蒐集汽車電瓶中的酸液以溶解盧蒙巴的屍體，甚至還展示了兩顆從盧蒙巴口中拔出的牙齒。

「還有許多人相信他沒死，他會回來」導演對著Geraad Soete說道。

「是呀，如果他回來，那會是少了兩顆牙的盧蒙巴。」Geraad Soete大笑著回答。

或許，盧蒙巴遭暗殺一案永遠進不了如今薩伊共和國（剛果於1971年改為此名）的司法系統進行審理，但至少導演Thomas Giefer這部紀錄片給剛果人民留下了加害者的自白及嘴臉，那同時也標記著「人性」的黑暗程度。

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於2013年拍攝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與2014年拍攝的《沉默一瞬》（Look of Silence），在最近兩年的世界巡迴上映中可謂震驚全球，內容係以1965年印尼軍事政變期間以「反共」為名所引發的大屠殺為主題，一位民兵領袖安華自述其一夥人如何從電影院賣票的地方黑幫開始，一躍而成為清剿反共的「民族英雄」。

在約書亞的邀約下，自言也有電影夢的安華決定開拍他當初搜捕、清剿、消滅那些華人共產黨的過程，包括抓人、審訊、刑求等，最後殺害。原本安華懷著極高的熱誠來執行這些拍攝工作，但是在不斷回到當時進行殺戮的各個現場、回顧往昔場景的各項細節之後，安華最後竟然意識到這種殺戮行為的不義，尤其在其親身扮演受害者的時候，他確實體會到受害者所經受的恐懼，這使他再也承受不住，幾欲崩潰，那部要展現他當年「英勇事蹟」的電影自然也拍不下去了。

安華的這個轉變將我們從最黑暗的人性邊緣中拉了回來，重新見到一線曙光，而約書亞導演為我們捕捉到安華這個滿手血腥的殺戮機器，由非人轉變回人的一瞬，特別具有神蹟般的啟示作用。

一向對於真實與謊言的辯證有著濃厚興趣的加拿大導演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2015年的新作《我記得》（Remember），也是一部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的電影：老牌演員克里斯多夫‧普拉瑪（Christopher Plummer）飾演一位行將就木又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人，在老妻過世之後，想抓住最後一點記憶的尾巴，找到那個在奧許維茲集中營殺害他家人的納粹，執行那以色列甚或許多猶太人都想親自執行的「正義」處決。

然而人的存在與記憶急切相關，我是誰與我記得我是誰照理應無二致，但導演伊格言在此找到一個真實與謊言的絕佳縫隙，伸手進去開了這位老人一個好大的玩笑！故事到最後是極為殘酷的，殘酷到我們甚至想為納粹叫屈了，而這正是在司法或政治上要處理「轉型正義」時極難觸及的地方，也是人性最陰暗也最幽微之處。

在這些關鍵時刻，紀錄片如何捕捉「現場」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一般電影、劇情片，則著重在如何重塑「現場」。人的轉變若是剛好在「現場」發生，則其震撼力道將更甚，《殺人一舉》是如此，《我記得》的可惜之處也在於此，伊格言並沒有帶大家回到「現場」，因之結尾的震撼力道便稍微欠缺。

回過來看拉斯‧克羅曼（Lars Kraume）所導演的《大審判家》，表面上是法蘭克福總檢察長費里茲‧鮑爾（Fritz Bauer）在舉國皆曰不可的情勢中，念茲在茲地想要處理戰後西德的「轉型正義」問題，實際上他也面臨到一個關於人性幽微的難題：在得知艾希曼藏身於阿根廷的情報後，國內的警察體系甚至政府內部卻多是前朝納粹，官僚刁難或是擺爛都能壞事，想要引渡更是難上加難，唯一選擇是跟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The Mossad）合作，但如此一來卻等同觸犯「叛國」罪，鮑爾該如何選擇？

所有的真相挖掘均帶有這樣的兩難處境：若非和浮士德一樣與魔鬼交易，不能得到正義，那交易後得來的正義，究竟還是不是正義？

另一方面，協助鮑爾的年輕檢查官安格曼（Karl Angermann），雖已結婚成家但實為同志，當他遇見同志變裝酒吧裡的歌手Victoria，一時驚為天人，隨著劇情一路發展，安格曼逐漸陷入溫柔地獄難以自拔，但在關鍵時刻，鮑爾的國內政敵察知此事，便以此要脅安格曼；安格曼又該如何選擇？

而片中站在反面的陰謀阻撓者，則相當程度展現出戰後的納粹倖存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嘴臉，這在全世界官僚及政客的身上都可以發現相同的面貌，如果艾希曼是魔鬼，則他們也都是，在電影中要辨認不難，在現實裡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費里茲‧鮑爾在2014年朱利歐‧里加雷利（Giulio Ricciarelli）導演的《謊言迷宮》是以配角出現的，主角是另一名年輕檢察官約翰‧萊德曼（Johann Radmann），由於是戰後才成長的年輕一代，對於上一代所犯下的惡行，從不可思議到難以承受，因為牽連太多太廣，且許多人甚至還在其原來的位子上，彼此靠著謊言與偽善相扶而立，但弔詭的是：公然站出來反對萊德曼及鮑爾的另一位資深檢察官，卻並非納粹，甚至是反納粹，如今卻因為希望德國在戰後能夠很快站起來，而表示：「大部分德國人不希望再舉行任何針對納粹罪犯的審判。」漢娜‧鄂蘭也曾言法蘭克福審判時期的氛圍便是如此，面對排山倒海的卷宗檔案及人際壓力，這位年輕檢查官幾乎就要迷失在這些自我辯護或者自欺欺人的謊言的迷宮中，看不清人也認不得路了。

費里茲‧鮑爾的配角作用便起在此時，可見前後兩片兩位導演都認定鮑爾乃是法蘭克福審判的主要支柱。

從萊妮‧瑞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強調她從未加入過納粹以自我辯護（作家李煒特別為她寫了一本極精彩的小書《影像的祕密》），到鈞特‧葛拉斯（G?nter Grass）晚年自承曾為黨衛軍的一員（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提摩西‧賈頓艾許的《事實即顛覆》書中有篇評析葛拉斯此事的專章，非常值得參考），德國歷經了從紐倫堡對主戰犯的大審、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到法蘭克福的奧許維茲審判；事實上，德國的「轉型正義」一直不斷地在進行，每一次審判都讓德國人心中熱血不斷翻攪。正如德國歷史家維克多‧克倫佩雷爾（Victor Klemperer）所言：「在德國真的沒有一個人感到良知的譴責嗎？歷史再次證明：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是錯誤的；與道德相背離的政治在超過一定限度後就不能再被稱為政治，人們也必須因此付出代價。這只是早晚的事。」（p.243，斯蒂文‧巴赫《萊妮‧瑞芬斯塔爾的一生》，新星出版社）

看著《大審判家》費里茲‧鮑爾的獨排眾議、堅決不輟、硬挺到底，感覺唯有如此方能對比艾希曼那「平凡的邪惡」；然而2012年楊‧歐雷‧傑斯特（Jan Ole Gerster）導演的《噢！柏林男孩》（Oh Boy）裡最後那位納粹老頭的嘆息，卻又讓人覺得一切似乎不過是政治正確的昨是今非，或許唯有透過觀看每個當事人不同的面貌轉變，才能從中體會到真相與正義是如何考驗著我們，《為愛朗讀》（The Reader）裡的雷夫‧費恩斯（Ralph Fiennes）可能是感受最深切的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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