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之所以有趣,便在於你所追到尋得的,常常不在你意想之中。

正如同我22歲頭一回獨自騎機車從台中過中橫時,誤打誤撞在東山樂園對面的荒山野嶺上發現了孫立人將軍墓,而一直要等到10年後孫立人案才得平反。

這次的經驗也有點類似:每年入夏正是南台灣淡黃蝶的大發生期,去年7月與友人興沖沖地大清早趕到高雄六龜的彩蝶谷,打算親歷「萬蝶飛舞」的奇異景象,不料一到谷口只見道路崩坍,柏油裂如曬乾的龜甲,彩蝶谷的封閉公告旁,歪斜的電線桿上「彩蝶幹」三個大字,下面多加了兩個驚嘆號,這一來把名詞變動詞,不免一嘆,正道出我的心情。

於是連忙改從六龜進美濃,想說該不會連美濃黃蝶翠谷也一起封了吧?當下鑽入荖濃溪旁雜草高過車身的縣道184,沿溪直下,轉離溪谷之後,只見一間間的客家厝,門上古舊橫匾上書祖姓堂號大字分明──從太原渤海堂、河南穎川堂到隴西河間堂不一!──就知道進入美濃了。

在開進黃蝶翠谷之前,忽見一路標,二話不說立即轉進,反正日頭已高,早已過了賞蝶佳時了。行經曲折的林間小路之後,來到一幢二層樓房前,雖是呆板無趣的水泥建物,至少二樓的屋頂檐柱還勉強保留了一點客家厝的樣貌特色,門上橫匾寫著的不是什麼祖姓堂號,而是由右至左六個大字:「鍾理和紀念館」。

鍾理和可說是台灣鄉土文學的先驅,雖然生於屏東高樹,但年輕時由於愛上比他年長又同姓的女子鍾台妹,極不見容於家族,因而遠赴千里之外的瀋陽、北京,正遇上日本侵略中國的大時代,戰後舉家歸台,貧病交迫,次子甚至夭折,但鍾理和仍寫作不輟,即使1960年他因肺疾咳血而死之時,仍在修訂他的小說「雨」。

鍾理和的著作我只零星讀過一點兒,現在看來已無深刻的感受,但他在北京時親自體驗了戰後的大陸「祖國」如何看待日本投降後的台灣同胞,當時寫下了數篇感時文章「為台灣青年伸冤」、「為海外同胞伸冤」、「白薯的悲哀」等,以今日視野觀之,仍令人掩卷浩歎!

其中「白薯的悲哀」簡直講就是「﹝在大陸的﹞台灣人的悲哀」,他以「白薯」稱呼彼時身在「祖國」的台灣人,這些人在大陸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只因為一種政治歧視的氛圍已經形成了:

「臺灣人——祖國說。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朝鮮人怎麼樣,臺灣人又怎麼樣,——報紙上常常登著。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我們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從前,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臺灣人!這裡,我們讀到了很多的意味:差別、輕視、侮辱,等等。然而我們能夠說什麼呢?祖國——它是那麼偉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並同它包括一切惡。它要求我們的代價。」

「在從前,我們是那麼自然的,發起了革命,發起了民族運動,而且求援於祖國。那完全是迫於必要——那時候我們有敵人。假使於斯時我們有武器,我們是充分的明白我們是要怎樣來使用它。我們知道拿起我們的槍,對準我們的敵人,撥動機鈕。——但,而今,我們已無需這些了。從前,我們曉得我們要打的是誰,現在,我們已不知道我們的槍是要打些什麼人了。你們說要做這個,做那個。那是無用的。現在,你們便是你們自身的主人。難道你要對你自己的額門,撥動你的機鈕嗎?」

我從鍾理和1946年所寫的這兩段話裡嗅出的,不僅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喃喃自語的悲憤,更有著隔年1947年即將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瀰漫而來的血腥味——自己人對自己人終於扣下了扳機!

而60年過去了,槍管還沒能全放下呢!

我因為追尋黃蝶身影而來到鍾理和紀念館,但是沒能進去參觀——那天總是如此,不管何處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包括後來的美濃客家文物館,只因為那天是禮拜一。

至於黃蝶呢,他們當然不會因為縣政府封谷就不出現了,所以我們好歹也見著了為數不少的幾十隻,但是要見著「萬蝶飛舞」卻是萬萬不得了;事實上,我心裡原也沒存任何見著的可能,只是在隔了一年的今天,因為碰上8月4日鍾理和過世的日子而想起這事來,心裡便真像是有萬蝶飛舞似的。

但不是快樂的那種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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