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白》（Confession，中島哲也，2010）
一樁少年殺人事件，每個相關當事人輪番告白，形式與故事精巧合一，原著小說便已呈現完美結構，電影雖差異不大但與之相互輝映各有巧趣，不論看書或看電影都能讓人深刻感受到原作者湊佳苗的用心，中島哲也則幸不辱命，可說是一部不負觀眾期待之作！
然而本片表面上藉著聰敏少年設計害人以及受害教師設計復仇的激烈情節以撼動人心，實則觸及的深層反思卻並非人性能有多麼黑暗，或者法律到底還有多少模糊空間，畢竟過於匪夷所思的情節已經失去某種現實感；重點反而是本片對於日本社會中母親角色的反省，以及整個教育體制要求絕對正向的價值觀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許多日本文化學者都曾研究過關於母親在日本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形象，旅日作家李長聲在荷蘭籍日本文化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所著〈鏡像下的日本人〉一書的推薦文章中更直接道出「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親，而男人都是兒子」這樣的說法。從日本古代神話到歷代經典著作，乃至溝口健二、黑澤明、今村昌平、山田洋次等電影導演的作品，歷來已有難以計數的文本可以佐證這樣的看法；《告白》也不例外，但本片並非強化既有刻版印象，而是透過三位不同的母親角色進行反思：
少年A的母親本是電子物理的傑出學者，卻因為婚姻導致她必須放棄原來她所喜愛的研究工作（這當然是社會傳統觀念作祟），在始終抑鬱不樂的狀況下她甚至把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最後她選擇離婚找回原來的生活，只是如此一來少年A所受到的創傷就難以平復了。
少年A與其說他念茲在茲的就是要重新獲得母親的關注，其實他亦有某種程度的報復心理。日本傳統的理想母親形象在既有的文本中多是家庭的犧牲者，付出一生的辛勤勞苦，任勞任怨只為了把孩子扶養長大，且到最後都無怨無悔。少年A的母親很顯然是在反抗這一傳統觀念下反而讓少年A成為被犧牲者。
而他的報復行動，則是先找到一個與母親近似的實驗對象，於是找到了他的導師松隆子，雖然不是他主動選擇，但是當少年B提議時他立刻覺得松隆子很適合，因為松隆子把女兒丟在保健室自己去上課的行為正與少年A的遭遇類似，只不過松隆子自己當時也正是在傳統母親形象下掙扎而已──其實當少年A一開始選擇松隆子測試他的防盜錢包時，他已是在下意識地尋找母親的代罪羔羊。
片中另一個對照組則是少年B的母親木村佳乃，這個母親角色就完全是日本傳統的理想母親形象了，一切任勞任怨逆來順受，只要能讓事情好轉自己吃盡再多苦都無所謂，但是這樣的母親教養出的少年B和由一個反傳統的母親所遺棄的少年A聯手殺害了松隆子的小女兒。
松隆子的努力本來也只是在傳統母親與現代職業婦女之間做調適，但小女兒被殺害，她的所有付出都成為泡影，這不單是感情創傷，在作者思考的層次更象徵著第三條路的失敗！而從片中三個母親最終都以悲劇收場看來，作者對於女性的出路其實是相當悲觀的。
在傳統的觀念上，少年A、B兩人的行為背後都有令人同情的心理因素，但松隆子拒絕從傳統的觀點出發來同情他們，反而設計了復仇策略，導演似乎不願意讓她失控變成復仇的怪物，這就看觀眾是否以同樣的立場來同情松隆子。
由此焦點就轉而對上了標舉正面價值的教育體系，片中松隆子的丈夫是那樣一個正面的教師典範，當他察覺松隆子的報復意圖便立刻做出阻礙，他自己曾經是隻迷途知返的羔羊，卻以為只要有愛就能讓所有的羔羊都迷途知返，這無疑是他及其追隨者的最大盲點，他成長時期只有少年B的資質卻和少年A有同樣的遭遇；以他為榜樣的代課老師岡田將生也只是不斷複製其教育理念口號，結果不但沒有任何效果，反而遭松隆子利用來作為報復少年B的手段（這豈不也是前後兩代少年B的悲劇？），產生將事情推往無盡深淵的反效果，這對於日本教育體系真是莫大的諷刺（其他國家又何嘗不該感到惴慄？）。
而小說之所以令人不安實是因為作者並未安排任何救贖，整個社會傳統道德及價值體系有了這麼大的缺失，卻沒有任何調解的可能，所有的一切都遭到崩解，對於一心想維護這些的日本觀眾應該會是極大的衝擊；至於電影，中島哲也則是很聰明地讓松隆子以一句「開玩笑的」就拯救了所有觀眾，卻仍然留下問題讓觀眾思索，可謂四兩撥千金，加上一貫華麗的影像風格，反而會讓觀眾喜愛上這部影片。
湊佳苗認為全部打掉重練才有新生，中島哲也則希望此事件能讓大家有所警惕，這大概就是電影與原著的最大差別。
※ 本文刊於2010年10-12月第145期電影欣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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