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就一直是對岸最大的政治禁忌之一，只要有中國共產黨出現的地方，就絕不可見到這面旗子，隨著兩岸實力消長以及國際形勢演變，中華民國國旗的能見度似乎是愈來愈小；到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後，不要說中國大陸本土，許多國際場合，不論規模大小，從國際組織會議、民間展覽會場到各項運動比賽的場子，就算台灣這邊有會員身分、有代表資格也沒用，只要中共也參加，這面旗子還是不能拿出來見人；最近幾年狀況更是嚴峻，就算這些國際場合是在台灣舉辦，台灣是主辦國，仍然不可以見到國旗。雖說台灣在解嚴之前也不許見到五星旗，解嚴以後也維持了一段時間，但後來漸漸有所調整，現在五星旗早已不是台灣的政治禁忌了。
如果把拍電影比喻成治理一個國家，大多數導演都會是獨裁的暴君，而約翰‧卡薩維蒂（John Cassavetes）可能是最民主的，因為他本身也是個演員。
1968年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y）執導《失嬰記》（Rosemary's Baby）時，為了女主角米亞‧法羅（Mia Farrow）的先生蓋伊（Guy）一角該找誰演而傷透腦筋，本來屬意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不料派拉蒙電影公司高層正打算控告他，竟趁他來公司與波蘭斯基洽談時讓律師遞給他法院傳票！勞勃‧瑞福惱怒之下這樁好事自然泡湯。
英國科幻小說作家威爾斯（H. G. Wells）曾寫過一個短篇故事「盲人的國度」（The Country of the Blind）：一個旅人旅行到南美一處山谷，發現谷中居民全都為盲人，原來300多年前此地曾發生一場疫病，倖存者多數帶有基因缺陷，經過300多年的生殖繁衍下來，谷中居民盡皆成為天生盲人。作為唯一的明眼人，旅人並沒有像那句諺語說的：「在盲人的國度，即使獨眼也能稱王。」反而被認為是神經錯亂，因為居民對「看見」已經毫無概念，覺得他一定是幻想過度。後來旅人愛上一位女孩，打算留下來和她結婚，居民們幾經考量終於同意，但有個條件，他得除掉自己身上那些幻覺的來源，也就是他的眼睛。
這個故事曾被多處引用，包括泰瑞吉力安導演的著名科幻片《未來總動員》（12 Monkeys）、葡萄牙小說家薩拉馬戈原著《盲目》所改編的電影《盲流感》（Blindness），以及神經醫學專家奧利佛薩克斯的科普著作《色盲島》（The Island of the Colorblind）。
80年代是台灣新電影眾聲喧嘩、群蝶飛舞的十年，卻也是繁華落盡、土崩魚爛的十年。
在此之前，美蘇冷戰架構提供了全世界數十年強固穩定的舞台，而兩岸分屬敵對陣營，軍事對抗高於一切，導致70年代以前的台灣在某種極度扭曲的高壓統治下，累積了一段長時間的社會壓抑，氣氛上整體而言可謂單調封閉、保守自卑。
大導演小製片 ● 686
《海角七號》上映前，沒幾個人認識魏德聖，但是他堅持不將就用小錢拍大片，因為那只會把自己本來想拍的東西刪減得不成模樣，即使勉強拍出來也不好看，所以花了3000萬台幣的《海角七號》才有了現在的模樣。
攝影術發明之後，有兩位攝影家分別提示我們兩種相反的看的方法：
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強調的是事物發生時那「決定性的一刻」，他曾說：「生活中發生的每一個事件裡，都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這個時刻來臨時，環境中的元素會排列成最具意義的幾何形態，而這種形態也最能顯示這樁事件的完整面貌。有時候，這種形態瞬間即逝。因此當進行的事件中所有元素都是平衡狀態時，攝影家必須抓住這一刻。」﹝見阮義忠著《二十位人性見證者》，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