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潔的罪惡－痞角度

1992年6月28日法國總統密特朗突然造訪塞拉耶佛，當時波士尼亞戰火正熾，有看過1994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電影《暴雨將至》（Before the Rain）的朋友，應不難體會南斯拉夫解體之後的巴爾幹悲歌；然而巴爾幹悲歌又是如何造成？密特朗造訪的日期可說是個追溯理解的關鍵，卻沒有多少人了解法國總統在那天來到波士尼亞首都對於巴爾幹的歷史到底有什麼啟示意義，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在《極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一書中就感嘆「歷史的記憶，已然死去。」

原來6月28日這天在1914年乃是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刺身亡的日子，一個月後也就是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國隨即動員兵援塞爾維亞，由於德奧同盟，所以8月1日德國即向俄國宣戰，又因法國與俄國互有協約，故8月3日德國又向法國宣戰，隔日入侵比利時，此舉不僅在陸地上衝著法國，在海上更是衝著海峽對面的英國而來，引發英國向德國宣戰，8月6日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8月12日英國向奧匈帝國宣戰，至此歐戰全面爆發，歐洲以外其他國家又陸續投入，乃形成上個世紀死傷極為慘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而此處之所以觸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約略簡史，係因為奧地利導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在今年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電影《白色緞帶》（The White Ribbon）中，於末段不經意提及1914年6月28日這起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事件，點出整部電影的歷史背景，而這部片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可說全繫乎此，如果電影沒有與這段歷史真實牽連上關係，則整個故事就失去足夠的關照格局，變成只是單純突顯人性的某種黑暗面向而已。

《白色緞帶》藉由一位德國鄉村教師的旁白，回憶1913至1914年間他在這個鄉村中所經歷的一連串驚悚詭異的事件：先是醫生騎馬回家時被不明的細線絆倒落馬，傷重住院月餘，幾乎喪命；接著一位農婦意外踏破鋸木場腐朽的木板而摔死，其長子質疑男爵管家的不當派令，卻遭到父親的斥止，父子產生嚴重衝突；秋末農田收割完畢，村民齊聚廣場歡慶當天，男爵的包心菜田卻被人全毀，幼小的獨子更被人綁走吊起來毒打，發現後救回來時已是奄奄一息；入冬後某日天寒，竟有人惡意打開窗戶，讓男爵管家剛出生的嬰兒幾乎凍死；然後村中穀倉遭人縱火，致使農夫上吊自殺；牧師養的小鳥亦遭利剪刺死……

一個又一個恐怖事件，彼此的關連性若有似無，卻沒有人能夠揭開謎底找出元兇，搞得全村人心惶惶，互信的基礎幾乎蕩然無存，而這一切似乎都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來之後軋然而止，但是熟悉這段歷史的人應該知道，真正大規模的恐怖才正要開始！

麥可‧漢內克以冷靜細密的手法將這些事件編織在當時德意志帝國的社會形貌裡，根據克勞斯‧費舍爾所著的《德國反猶史》(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德皇威廉二世對於軍事與軍務的熱衷，使得德國在生活和文化層面逐步地「軍國主義化」，這些從19世紀末就開始影響、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並且展現在父母對待子女、丈夫對待妻子、雇主對待工人、貴族對待農民等各類社會倫理關係的層面，過多的權威語言以及軍事化思想甚至引起尼采的憂心：「他不僅為德語中那悅耳的音樂感的即將消逝而擔憂，而且還擔心德國早先孕育這種音樂感的感覺和意識也在逐漸消亡。」

此所以《白色緞帶》電影裡最令人揪心的反而不在上述那些恐怖事件，而是在那些父親教訓子女、妻子反抗丈夫（尚未婚嫁的年輕女子甚至會「畏懼」她的未婚夫）、雇主隨意解雇傭僕以及貴族無時無刻不展現出對農民的權威等場面；不同的上對下關係有不同的嚴峻與殘忍，尤其是片中牧師對犯了過錯的長子、長女的幾次規訓與懲罰，場面最是可觀：麥可‧漢內克以刻意舒緩的鏡頭運動（提醒觀眾的旁觀者角色）、特殊的場面調度，向觀眾「展示」牧師教育子女的鐵血手段，有一場鞭笞戲甚至是空鏡，只有聲音而看不見人物動作，但是任何人都能夠想像那場面，比直接呈現更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片名的白色緞帶在此成為再明顯不過的隱喻：在這樣（舉國不自覺）的軍事化教育之下，牧師要求子女「重新」配戴起白色緞帶（表示這並非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已經形成「制度」），表面上說是要隨時提醒他們維護自我的純潔與榮譽，實際上這卻象徵了他們的不潔與罪惡；對於長子更多了一種羞辱感，只因父親在夜晚以白色緞帶縛住其雙手以使他睡覺時無法手淫。

在這樣一個禮教階層均十分嚴明的階級社會，整個國家所宣傳召喚人民的意識形態又是奠基於種族主義以及擴張的帝國主義（在俾斯麥下台後），整個世界甚至彌漫著一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潛潮，這使得日常倫理關係中權力（或暴力）的行使不斷由上往下複製，而且似乎沒有底限；片中德國鄉村所發生的一連串恐怖事件，剛開始還可說是對上層權力的反抗，但愈到後來，受害者愈是無辜，凡此種種均具體而微地體現了當時國家內部蓄積的壓力有多大！連一次世界大戰也無法祛散其鬱積，待到二次世界大戰，當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被迫配戴起「白色緞帶」送入集中營，一批批處決時，這一切都早已被合理化、制度化，甚至出現如漢娜‧鄂蘭在其政治學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所提及的「永恆的反猶主義」：「假如人類不停地屠殺猶太人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事實的話，那麼屠殺猶太人就成了一種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職業，仇視猶太人也就自然地被合理化了。」

《白色緞帶》裡那些看似天真純潔的孩子們一再被導演影射為犯下恐怖事件的元兇，一如麥可‧漢內克之前的電影：《班尼的錄影帶》（Benny’s Video）及《隱藏攝影機》（Hidden），兩片中都不乏類似情節，但反叛或復仇的意味明顯，目的則在於控訴；《白色緞帶》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導演刻意展示納粹法西斯的心理結構是如何透過制度化的暴力一步步被建構的，甚至以黑白攝影、古典的敘事手法貼合影片的時代背景，歷史反省的企圖可謂更深一層。

已故德國法學博士賽巴斯提安‧哈夫納在其所著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Von Bismarck zu Hitler）一書中提及，1867年俾斯麥在對國會演說時曾意氣風發地說道：「讓我們把德國放到馬鞍上面，它一定有辦法學會怎麼騎馬。」然而到了1883年，俾斯麥卻心灰意冷地把這句話收回，說：「這個民族根本就不會騎馬！……我所看見的德國前途是一片黑暗。」

對比《白色緞帶》一開頭就讓鄉村醫生騎馬摔倒，電影與歷史的對映實在令人不勝唏噓。而影片最終的受害者乃是產婆的唐氏症孩子，這個受害者簡直把導演之前所堆疊的不安與悲憤一舉推到最高點！

無獨有偶，韓國導演奉俊昊的電影《非常母親》（Mother），雖然風格手法完全不同，故事差異更大，但在對於國家制度化暴力以及社會集體之權力意志的批判上與《白色緞帶》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奉俊昊讓金惠子所飾演的母親為了其弱智兒子（元彬飾演）被控謀殺高中女生而四處努力奔走，試圖證明兒子的清白無辜，然而最後她的成功卻是藉由踐踏犧牲別人而達成，最終的受害者亦為唐氏症兒。

如果被控謀殺的弱智者是無辜的，且眾人皆曰其無辜，難道唐氏症兒不是更加無辜嗎？影片的震撼結局向觀眾丟出此一鏗鏘有力但卻令人無言的質疑，正與《白色緞帶》中同樣作為最終受害者角色的唐氏症兒有所呼應。

一如漢娜‧鄂蘭在論「反猶主義」時言道：「正是被恐怖機器攫獲住的個人是完全無辜的，以及他們絕對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才打動了我們。」

當為了顧及全體而要求個體的犧牲時，犧牲者的純潔無辜本身即被視為一種去之而後快的罪惡。不僅因為他們對權力（或暴力）完全無抗拒能力，也因為他們的絕對純潔無法與其他人同流，甚至還不斷映照出別人的黑暗猥瑣，於是只有被推出犧牲，只因這是他們對全體唯一所能貢獻──而猶太人甚至根本被排除在全體之外。

奉俊昊導演在其驚人的前作《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及《駭人怪物》（The Host）片中便已十分熟稔於呈現現代國家機器的暴虐與無能，但在《非常母親》中只是輕輕帶過，整部片的重點放在母親如何面對她所發掘到的真相，藉由開頭與結尾兩場精采的身體表現且相互呼應，奉俊昊以身體不由自主的癲狂狀態深刻批判了東方式父權體制，對比麥可‧漢內克絕對冷靜理性卻內蘊極致爆發力的表現，兩片各有妙著，實在都是當代不可多得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