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根據什麼判人生死？真相還是想像？

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亥柯夫的新作「12怒漢：大審判」將1957年薛尼‧盧梅的「12怒漢」改編重拍，其重要性應不輸侯孝賢重拍50年前的「紅氣球」。然而比較兩部片，卻有著極大的落差：

薛尼‧盧梅的「12怒漢」著重在於真相的探索，男主角亨利方達從案件的疑點出發，一步步引發其他陪審員對釐清真相的熱情，整個討論激辯的過程不僅體現了美國現代社會的兩大支柱：民主與科學﹝前者提供公平的程序原則，後者則必須支撐所有論證的基礎﹞；更由於編導的傑出使得全片的拍攝不出一間斗室，僅憑著縝密的推理對話、鬆緊有致的鏡頭剪輯便能成就一部百看不膩的經典。



米亥柯夫的「12怒漢：大審判」則除了正義價值這個出發點相同以外，整個影片的方向卻是導演企圖扭轉俄羅斯的社會迷思，陪審員們對真相的辯證討論少之又少，反而只是各自陳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個接一個地產生同情而改變立場，其中幾位陪審員的改變既關鍵又耐人尋味：以牆頭草形象出現的媒體大亨投下使無罪勝過有罪的那一票，形勢自此正式逆轉；而從頭到尾看似最堅定頑固的計程車司機，他的悲慘故事十足反映因為社會迷思而受害最深的人，其實反而可能是整個社會中最不容易打破迷思的人。

自己飾演第12名陪審員的導演米亥柯夫甚至說他一開始就知道車臣少年無罪，這無疑成為影片的前提，也揭示了本片的重點不在案情有何懸疑，真相只有一個，車臣少年並無弒父，導演說了算，因此也無須搬出科學證明給你看；至於民主，則只成為形式上的做戲，整個陪審團的討論被安排在一間小學的活動中心，不無此審判只是兒戲一場的俄式反諷。

影片主軸既然落在這個層面上，討論法律或正義原則幾乎失去意義，我反而想起另一部真人實事改編的經典電影：日本大島渚1968年的「絞死刑」。



同樣觸及當代歷史的劇情設定，米亥柯夫讓受審罪犯是一個車臣少年，大島渚則讓受刑者R是一個在日朝鮮人，兩者同樣都有反思歷史現實的企圖；甚至在影片的結構上也大致相同，主戲都是斗室之內的往來言詞辯論，間雜以受審者在犯罪前或犯罪時的相關畫面﹝還都有騎單車的場景﹞，前者都是室內景，後者則多為外景；但不論在劇情或場景的安排設計上大島渚總來得比米亥科夫更前進！

米亥柯夫是依循薛尼‧盧梅的設計，大島渚卻是讓罪犯R的死刑早已定讞，影片一開始就是執行絞刑的場面，只不過R竟然未被絞死，只是昏迷並失去記憶，行刑室內的檢察官、典獄長及教育部長等數位大小政府官員以及監獄教誨老師和醫生護士為了確認R的記憶是否存在，於是與他展開對話及辯論，至此等於重開一次審判庭，R甚至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

更有甚者，R在自我辯護時的一個論點是：他犯此罪﹝姦殺日本少女﹞是由於反覆想像犯罪情節終至與現實混淆的結果，而他之所以會產生如此想像乃是源自於在日朝鮮人所受到的社會歧視以及國族與階級壓迫，由此帶出的議題既龐大又複雜，大島渚卻舉重若輕，作為一部徹底的「思想電影」，「絞死刑」可比「12怒漢」更難改編重拍。

對比米亥柯夫的無罪前提設定，大島渚卻是反過來先確定罪犯有罪的事實；兩片所欲探討的都是在案件發生前後社會如何面對與看待罪犯，由此帶出編導各自的社會觀察以及歷史文化等不同面向。只是正如日本影評人佐藤忠男在「想像力的自由何在」一文﹝收錄於已絕版之「革命‧情慾殘酷物語」，萬象出版﹞中所言：大島渚的設計等於是在審判R的想像，既然R的想像成為真實罪行；而米亥科夫卻是反過來以想像進行審判，在毫無科學證據的情形下，12名陪審員自行以想像認定少年無罪，甚至導演更想像到判少年無罪等於是判他死刑，因為無罪釋放後的少年將會被真正的殺父黑道集團追殺滅口！

多駭人的社會啊！如果這是導演在影片最終所欲喚起觀眾的想像的話，我倒是想說：多駭人的想像力啊！

俄羅斯的陪審團竟得想像到法院以外的事情，並且這想像還會影響到他們的決定甚至價值選擇，當一國之法律制度必須這樣運作才能保護無辜的時候，我只能說：要出現真正的「12怒漢」，俄羅斯還沒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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