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台北金馬影展一開始賣票,我翻查片單,第一個勾選的片子就是陳果的「細路祥」(Little Cheung)。我買的場次恰好等於是此片在台灣的首映場,大約是英雄所見略同吧?進場時還看到演員金士傑,背著個破布包包,在燈暗之後,迅速竄到後排就坐,然後電影開演,那時還是熱天午夜的9月初……

9月底隨著公司旅遊再度造訪香港(去年11月才去過一次),出發之前特別再把陳果的成名作「香港製造」(Made in H.K.)租回來看了一遍,老實說,這些觀影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我這次香港旅遊的行程安排,也讓我見到了一些可能是許多香港本地人平常視而不見的東西。

如果你也曾跟我一樣,早上在九龍舊城一家茶餐廳吃道地的港式早餐:缺了多處口子的瓷盤盛著一塊菠蘿油(菠蘿麵包夾奶油)、煎得嫩黃的火腿蛋,再加一杯浸過端盤夥計大拇指的凍奶茶。窗外拖著菜籃的帶子賓妹滿街游移,感覺既香港又不是香港;雖然有點懷疑,但下午在灣仔檀島咖啡喝下午茶:蛋撻加咖啡,只能喝一杯,果然道地香港製造;你帶著一肚子的滿意,傍晚乘著半山的戶外行人電梯,到了中環的SOHO區(South of Hollywood Road),坐進有名的Staunton Bar喝一瓶Root Beer from Mexican Lonely,四周坐的全是洋妹,感覺既不是香港又是香港,你不禁又開始遲疑。如果說這樣的遲疑是屬於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式的,那麼接下來這段經歷一定是屬於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式的:前一天晚上你才在太平山頂發現一位在風中遺世獨立、衣裙飄逸的長髮美女,今天卻在廣東道上的糖朝餐廳看見她拈起兩根搽著鮮紅蔻丹的纖指,撕下一塊脂嫩鮮肥的黃油燒雞,你待她起身一走,立刻坐將上去,說不上有什麼特殊意義,只是那座椅的餘溫會讓你覺得,原來旅遊的快感不過是由一點一滴的小小驚異累積而起。

如果說王家衛從「熱血男兒」開始,不論是虛擬時空、再現金庸武俠世界的「東邪西毒」,或是遠離香港、流放南美世界盡頭的「春光乍洩」,其實都是在刻劃香港的「人」,他們的思考、他們的焦慮、他們的哀愁以及他們的追尋。但是陳果不同,他是更貼近土地的,他走寫實路線,以一種獨特的角度及視野觀照著香港這個城市。人當然也是重點,但對比讓梁朝偉、張國榮遠離香港的王家衛,專事起用非職業演員的陳果,他真正關注的香港人卻都是不會也不曾離開香港,或者說是被綁死在這塊土地上更底層的人民。

從「香港製造」裡被父母遺棄的血性青年中秋、「去年煙花特別多」裡被英軍遺棄的義氣軍曹家賢,到「細路祥」裡被迫與小人蛇阿芬分開的純真孩童祥仔;三部曲裡的主角及多位配角幾乎全都具有如此被遺棄或被迫分離割捨的遭遇,而遺棄他們的,多半也都是自顧不暇,迫於形勢,而非出於自己的本意,這樣的安排使得陳果的「香港三部曲」充滿了巨大的無奈及無力感。處在這樣紛亂的時代、這樣狹窄緊密卻陌生疏離的空間,無所依恃、無力超越也無能逃離的小人物們,只能憑著自己的原始本能、直覺及性格在這個玻璃瓶似的封閉社會中衝撞,當然不流血不成其悲劇。

在「香港製造」裡,李燦森飾演的中秋,是個國中就先遭到香港教育體系遺棄的青年,然後是在大陸包二奶的父親遺棄了他和他母親,最後連他母親也受不了生活的壓力而將他遺棄,唯一肯收留他的,就只有看準了他還有剩餘價值可供剝削的香港黑社會。但是天性不願受人使喚的中秋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努力地想證明自己不必依靠任何人也能頂天立地,在這過程中他不斷受到來自成人世界的欺壓、打擊,他只有採取暴力的方式還擊,最後連好友也被老大殺害,患有癌症的女友同時病逝,這時他賴以生存的意義已然喪失殆盡,於是在一連串瘋狂復仇的行動之後,於女友墳前自盡。這就是香港最後一個有良知的青年?他為了籌措女友醫藥費,答應老大持槍殺人,臨敵之際,本可趁其不備卻下不了手,這是良知使然;而他為友報仇,槍槍致命,也同樣是良知使然,如此血性青年,卻落得橫屍墳場,這是何等吃人的社會!

不同於「香港製造」的血色模糊,「去年煙花特別多」裡,陳果則是用一種更殘酷、更令人不忍直接逼視的角度,要我們透過一個古惑仔臉頰上的彈孔來看香港,這是陳果的寫實主義風格,他不一定在控訴什麼,也不一定在諷刺什麼,他只是把他所關注的這群小人物們的掙扎生活呈現出來,偶而在手法上以誇張的暴力美學將觀眾緊繃的情緒拉到斷裂點,卻讓人在震撼過後鬆懈之餘更覺其真實深刻。

然而在「細路祥」裡,陳果透過身處龍蛇雜居的油麻地、才六歲就已懂得用錢套牢人際關係的小男孩祥仔,讓我們見識到他的自省工夫。每當劇情開始緊繃時,衝突的氣氛不斷醞釀升高,使我們以為陳果特有的誇張暴力動作又要出現,結果他卻以雲淡風輕的空鏡,配以幽默諷刺的旁白輕輕帶過,反而令人咀嚼起來餘味無窮,這種自我超越確實需要相當的自覺。

正如我這次香港旅遊更加深刻體會到的:香港地狹人稠,為了生存,不但要與天爭地還要與人爭食,一百多年來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隔離,加上不斷的群己衝突鍛鍊出香港人今日的某些集體性格:獲取生存資源乃是人生最高指導原則,能搵便搵,搵得一點是一點,搵不到絕不強搵,以免失去轉圜餘地,反而有害於生存的目的。這種人生態度表現在具體的行為上,便是在香港隨處可見的「摺凳文化」:一把摺凳,張開可隨時佔據空間,但因為安全感不足,所以坐在摺凳上必須保持對周圍環境的敏感,得小心保護自己;遇上外力干預,它可以立刻變成防禦武器;若是遇上合法的或更強大的暴力,它還可以隨時摺起撤離,連囉唆都不多一句,周星馳自「食神」以降的所有電影,可說已把此種經典的港式風格發揮到盡致淋離。也因如此,我們才得以體會為什麼香港人能夠發展出兩岸三地之中,最辛辣刺激的幽默文化:在堅持「我愛王丹」之餘,還不忘幽默一下:「更愛彭丹」,這種自我嘲諷的機智也為港人所獨有。

於是,堅持人生必有某種更高的價值必須去追尋,這樣的人在香港並非全不可得,只是必然會面臨各種難堪的窘境,甚至更慘痛的悲劇,陳果在前兩部片呈現的已經夠多也夠駭人的了,在「細路祥」裡陳果則是呈現大多數香港小市民更真實、更具有生存彈性的一面,儘管他把油麻地老街坊舊社區拍得如此詩意盎然,但這仍舊是不折不扣的寫實主義。

電影史發展至今,已經不復見到寫實主義與表現主義的爭論了,表現主義在影像視覺風格的領域容易佔得上風,但表現來表現去,最後全被好萊塢科技收編,反而沒有什麼表現了。倒是寫實主義雖然屢被擠壓至邊陲(一方面也由於寫實主義背後須有相應的思想及理念支持,不是每個導演都能玩的),但由紀錄片類型的逐漸受到重視,以及第三世界自邊陲發聲的寫實主義影片三不五時地冒出頭來反噬,在在都令人對電影仍然充滿了希望。「細路祥」的出現,不僅在於它如何真實深刻地呈現了香港這一地區底層人民的生活,更提醒了我們,寫實主義的影片是永不可能被消滅的,只要有人民、有社會,就一定會有令人驚喜的佳作出現。


注:「我愛王丹,更愛彭丹。」一語出自《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中,李照興之文,香港文林社2000年出版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686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