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起先，是侯導看謝海盟；三十年後，是謝海盟看侯導。

開書店之前，我還挺愛貓的。

但是那種愛，僅止於遠觀，是很有距離的愛。

過去數十年來，關於侯導的電影研究與論述已有非常多的故事細節、書籍文章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與說法可以提供佐證，然而現在印刻又出版了最新、也是最完整的一本：《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係美國電影學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與侯導的面對面深度訪談，從侯導的童年往事到他進入電影圈一路走來四十年，從《就是溜溜的她》到還未面世的《聶隱娘》，每一部片的拍攝過程及細節都儘可能地追索提問；同時亦訪問了演員高捷、作家朱天文與黃春明，由側面對侯導的說法提供印證或旁證，最後再由朱天文進行校訂，這本身就是一件記憶處理的工程，幾乎也可說是台灣電影史非常重要的一塊，對於一個即使在世界影史都不容忽視的台灣導演，此書實在是不可或缺的一本！

在庫斯托力卡導演的電影《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裡，總是有小孩會躲在大紙箱裡移動，彷彿這樣可以與世隔絕，所有外面世界的殘酷與悲苦都不會進來；看片當時我還只是個大學生，對這些荒謬滑稽卻又充滿淒涼悲愴的場面立刻就起共鳴──對某一段時間的我而言，書店就是那些個大紙箱（當然後來覺得電影院也是）。

只不過差別在於：進入紙箱一片漆黑你什麼都看不到，但是進入書店卻可以打開你的眼界，如果每一本書都是一個世界的話，書店裡有無數個世界等著你進入去探索。

《一一》裡洋洋有句話：「我們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時絮倥傯、書頁繽紛，眼看一年又將過去，回顧既往，有三個事件對於台灣的文學出版稱得上影響重大，不妨以「年度文學事件」視之。

看《托爾金的袍子》，幽默感比文學史知識重要！

我在看《犬神家一族》這本小說的時候，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正好過世，不禁讓我產生不少遐想。當然，由一代日本巨匠導演市川崑改編拍成的同名電影我之前已看過了，許多作者故佈疑陣之處早已熟稔於胸，因之在看這本出自日本推理界宗師橫溝正史的原著小說時，我注意的便不只是劇情的出入而已。

《犬神家一族》之所以能成為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說的經典，實係橫溝正史在故事鋪陳及氣氛經營的成功：一個舉國知名的財閥家族在大家長過世之後，其留下的龐大遺產立刻成為內部紛亂的根源，又由於其遺囑內容對於遺產分配的方法匪夷所思，造成家族成員彼此猜忌，甚至可能的繼承者相繼遭謀殺慘死；名偵探金田一耕助受雇訪查，帶領讀者進入財閥豪門之中，追索其發跡歷史，又檢視命案現場，搜尋蛛絲馬跡；整個事件充滿各種祕聞耳語、逆倫悖行，特別是每一個死亡現場都經過巧思陳設，彷彿一門殺人毀屍的語言學，整部小說的氣氛詭奇不已，讀來欲罷不能，沒到水落石出不忍釋卷。

1950年代，戰後美蘇兩大強權開始在國力上展開競爭，不論是核武或是太空領域都需要科技實力做後盾，於是不斷上綱成為兩種不同體制的競爭指標，就這樣，科技成為戰後世界諸先進國家莫不傾盡全力發展的首要重點，這當然造就了今日世界許許多多的價值扭曲；然而歷史如此行進也不是全無正面影響，至少科幻小說乃至科幻電影就是其中令人感到非常舒暢的部分。

在此美蘇兩國極度競爭的集體心理影響下，戰前生於白俄羅斯但三歲便移民美國紐約的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可以說是處在某種尷尬的夾縫狀態，但是令他感到尷尬的卻不是政治上的國族認同，而是關於科學知識的拓展究竟有沒有在道德或哲學上配合並進的需要。

你可以不懂得自由，但你不能不懂得生活！

以英語寫作的旅美華裔作家哈金，月前在台灣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615頁、長達33萬字的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坦白說，這是一本樸實無華卻又深刻人心的華人移民小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看電影的方法，特別是資深影迷。

然而正如艾德勒與范．多倫在其合著的《如何閱讀一本書》（How to Read A Book）裡開宗明義所引用蒙田之言：「初學者的無知在於未學，而學者的無知在於學後。」看電影也是一樣，沒看過固然不知不明，但即使看過且看了很多，也未必就多知多明了些什麼——重要的還是怎麼去看以及看到了什麼，也就是你得先找到自己看的方法。

在這個時代，文明已經不是野蠻的相反詞；相反地，文明就是一種野蠻。

去年才以電影《險路勿近》﹝No Country for Old Men﹞的原著小說而大放異彩的美國作家戈馬克‧麥卡錫，其最新小說《長路》﹝The Road﹞即將在台灣出版上市，對於偏愛這部電影的影迷而言，這部小說應會具有難以抵禦的吸引力；而且在文明傳統與野蠻現代的價值對決這個主題上，《長路》可能還將《險路勿近》的寓意更拓深了一層。

《一一》裡有句話：「電影發明了以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如果此言屬實，我想楊德昌電影也讓台灣電影的生命厚度增加了三倍。

今年3月，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因應楊德昌回顧專題而出版了一本《一一重現 楊德昌》，從編輯態度到呈現內容來看，完全不同於去年台灣金馬影展所出的專書《楊德昌——台灣對世界影史的貢獻》。

視線，永遠透露出訊息；而態度，經常決定了視野。

日本重量級電影評論家蓮實重彥於1977年的名著《反「日語論」》中提到他的法國妻子曾經說過關於她「生命中輝煌的一天」：那是在她五、六歲時的一天，她的母親把她和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然後帶她來到一個木偶劇場，以為要看表演，哪知劇場的主持人卻宣布讓孩子們來一場即席朗誦法語詩的比賽；她在被要求上台表演的那一瞬間，回頭尋找母親，發現母親早已隱身在一群媽媽之中，表情詭異，她頓時感到一股強烈的敵意：被母親出賣！而在她上台開口朗誦之前，她發現原本那些漂漂亮亮的臉孔都變得極醜陋，而且「還是頭一次看到人的臉那樣的醜陋」，但她在敘述時特別向蓮實強調「所有的輝煌都是從那一瞬間開始的噢」！

1990年10月23日，剛上大四的我，在一篇關於庫伯力克的影評中看到一段話：

「只要飄盪無根的心靈欲尋找某一信仰模式，它就會發現『唯有悲劇』﹝Nothing but Tragedy﹞的哲學恰能掩飾空無。悲劇的巍峨壯觀能夠使他的自我提升到感覺自己是英雄的哀淒裡。……此種悲劇哲學的濫用，使得騷嚷的潛在衝動──無意義的活動、折磨他人與被折磨、沒有目的的摧殘、對世界與人類的憎恨，以及對自己存在的惱怒的快感──得以自由發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