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從「揮灑烈愛」看芙烈達．卡蘿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這世界乃是我的表象。」──叔本華

在進入芙烈達．卡蘿這位擁有一字濃眉及不平凡身世的墨西哥女畫家的世界之前，也許有必要先介紹一位俄國的共產革命領袖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是與列寧一起發動十月革命的共黨同志、蘇聯紅軍的建軍者，列寧死後因黨內權力鬥爭被史達林視為最大政敵，亟欲除之而後快，但由於一時軟弱未及時公佈列寧遺囑，致使史達林派掌權日重，無可動搖；1924年托洛斯基出版「十月革命教訓」，企圖展開與史達林派在共產國際問題上的思想路線鬥爭，結果仍於1926年俄共第15屆黨代表大會被逐出莫斯科，1929年離開俄國流亡土耳其，1933年流亡法國，後又前往挪威；1936年史達林以中止海產貿易為手段向挪威施壓，托洛斯基於是面臨在歐洲無處容身的絕境！

在此之時，有「墨西哥列寧」之稱、曾到過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紀念大會的墨西哥共產國際聯盟的壁畫藝術家狄亞哥，為托洛斯基向墨西哥總統爭取到政治庇護；於是在1937年初，托洛斯基從奧斯陸來到了墨西哥市，也因此認識了狄亞哥的第三任妻子芙烈達．卡蘿，隨後並與之發生感情，但不久即結束；托洛斯基後來雖與狄亞哥因性格及政治理念不合而絕交，但他在墨西哥成立第四國際，與史達林掌握的第三國際別苗頭，再次激怒史達林；1940年托洛斯基兩度遭到史達林信徒及格別烏的祕密警察暗殺：第一次失敗，使得狄亞哥受到強烈懷疑而不得不出走舊金山；三個月後第二次暗殺成功，托洛斯基遭到利斧襲腦，一代政治家就此殞命異鄉，而兇手梅卡德竟是芙烈達．卡蘿的朋友！

捲入這樣的歷史事件，加上狄亞哥及芙烈達夫婦同是近代墨西哥民族藝術復興的重要先驅者，擁有世所公認的藝術史定位及評價，芙烈達．卡蘿怎麼看都不會是個大時代的小人物。



但是在「揮灑烈愛」（Frida）這部關於芙烈達．卡蘿的傳記電影之中，我們卻看不到精細還原的歷史現場，以及往來辨證的政治思想；整部片反而以歐洲古典的表現主義與超現實的手法，穿插動畫的方式，加上墨西哥阿茲特克文化所偏好的濃烈色彩，來突顯芙烈達．卡蘿在生命及藝術上的文化根源。看到這樣獨特、不同於一般歷史人物傳記電影的處理，不禁令人深思：導演茱莉．泰摩爾（Julie Taymor）取消片中的大時代背景意欲何為？

從躺在床上的芙烈達連人帶床被抬出家門開始，那股原始、飽和、粗冽的濃豔色彩就一直跟著她揮灑不去；芙烈達輕聲地呻吟說自己已死（後來導演告訴我們，那時已無法起床的她拼死也要出席自己在墨西哥家鄉的第一次畫展），然後一個翻身，跌出了少女芙烈達，以及她當時的甜蜜小男友阿雷杭多。這對小情侶不但拿黑格爾、馬克思的思想著作當成綿綿情話，甚至連叔本華、斯賓格勒也成為公車上的讀物之一。

接下來發生的事正如熟悉芙烈達生平者所知：她第一次在學校禮堂戲弄大胖子狄亞哥，使他對芙烈達埋下極深的印象；接著發生嚴重而奇異的車禍（電車緩緩擠壓公車，壓力到達臨界點時車窗與車體如星體般迸裂，電車扶手的金屬橫桿從芙烈達下腹刺入骨盆，穿過陰道而出，「這給了我一個17歲就失去童貞的好說詞。」她說），大難不死的她在體認到此後必須承受永無止境的苦痛時，阿雷杭多離開墨西哥去了巴黎，而芙烈達則開始拿起了畫筆……

隨著狄亞哥在芙烈達生命中佔的份量愈來愈重，我們也愈來愈清楚地發現，繪畫創作原來並不是芙烈達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她一生中最重要、也耗費她最大心力的事情竟是：抵禦生命的痛苦──不論是肉身逐漸崩散裂解的痛苦，或是在處理兩度成為她丈夫的狄亞哥幾乎從未間斷的婚外性關係時，愛恨情感上所受的傷害折磨。

她早知狄亞哥「生理上性慾無法自主且經過醫生證實」永遠無法改變卻仍願意嫁他，這不單是忠於真愛，也是在兩性關係上有著超越同時代的體悟與了解；她甚至能夠誠實地、同時面對狄亞哥與自己的情慾──當她與狄亞哥齊赴紐約為洛克菲勒父子作畫時，狄亞哥得空就勾搭女人；她則放開自己，不但勾搭男人更勾搭丈夫勾搭過的女人；但她一直都清楚地了解狄亞哥是她一生中的最愛，這也是她對狄亞哥在感情上的自信與婚姻上的承諾。

只不過她勘得破終究無常的性愛關係，卻勘不破人類最基本的倫常關係：當狄亞哥把列寧頭像畫上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堡壘、洛克菲勒大廈的正廳牆面時，許多保守的美國人開始發出了不滿的怒吼，壓力大到洛可菲勒非請狄亞哥走路不可，深入虎穴卻未得虎子的他帶著挫折與怒憤回到墨西哥，心情沮喪之際，竟然勾搭上芙烈達剛剛經歷婚姻失敗的妹妹！面對這樣難堪的雙重背叛，芙烈達與狄亞哥的關係盪到谷底，不但協議分居，並且從她日後與丈夫的朋友、共產主義革命的悲劇英雄托洛斯基所發展出的那段感情當中，不難體會出她對狄亞哥的深深不滿與報復恨意。

而當看到芙烈達在結束與托洛斯基的那段激情愛欲之後，出現了一個她在浴缸中的主觀鏡頭，接著溶入她那幅有名的畫作「水的給予」（What the Water Gave Me）時，那個從一開始就困惑著我、關於電影處理手法的問題忽地豁然開朗。



「水的給予」是芙烈達自認相當重要的一幅畫，畫的內容是她的浴中所見：浴缸中的她赤裸著自己的雙腳，腳趾突出水面，並清楚地倒映下來，左腳大拇指裂開，而在雙腳之下的細部畫面雖然在銀幕上不及一一辨識，但整幅畫作給人的感受卻是驚人地複雜：血滴入水的死亡意象，根部蜷曲如毛髮的植物暗示了生之憂慮及糾結的回憶，將要爆發的火山更是痛苦情緒的直接寫照……

這樣一幅具有濃厚超現實感的畫作，當它被置入影片的時空背景時，強烈地揭示給我們的已經不僅僅是畫作在藝術及美學上的風格成就，更暴露出芙烈達本人所經歷的殘酷生命現實，這不但印證了她所說的一句簡單話語：「人就是這樣看著人生的」；更是直接地表達出她自己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不論那些與她同時代的表現主義或超現實主義者布烈東、康定斯基、畢卡索，甚至電影導演艾森斯坦（這些人沒有一個在電影中出現！），是如何對芙烈達的作品表示由衷地欽佩、讚賞與喜愛，但她根本是叔本華的信徒！

她曾在曼哈頓對洛克菲勒的趨前招呼拂袖而去理都不理、在底特律故意當面詢問公開反猶太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是不是猶太人；在高傲的資產階級面前故意推崇馬克思、在天主教家庭對教會冷嘲熱諷，芙烈達的行事作風完全符合自達利布紐爾以降的超現實主義者的嘲諷精神，但一直強調墨西哥本土的她自己卻不承認：「他們認為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但我不是。我從來沒有畫過夢，我畫我自己的真實。」

這就是導演茱莉．泰摩爾所採取的切入角度：她要我們直接認識一個有血有肉、情真意重的芙烈達。

也正是由於取消了所有可能非常撼人的歷史場景（想像中那至少應該包括：墨西哥人民推翻狄亞茲獨裁政權的革命風潮、全國學生要求大學自治的示威活動、狄亞哥在墨西哥共產黨內的政治鬥爭，以及獨裁政權倒台後革命建制黨一黨專政下的墨西哥，甚至托洛斯基在墨西哥的政治活動等），同時剝除了所有人世間的矯飾虛名，加上分別飾演芙烈達與狄亞哥的Salma Hayek與Alfred Molina精湛動人的對手演出，我們才得以看到一個從年輕時即為身體病痛所苦、繼而纏痛一生的小女人，其性格之烈、意志之強，是如何折服身邊所有男性企業家、革命家乃至藝術家；而由其情感慾望與骨血皮肉交織而成的藝術世界，又是如何地絢麗奪目、動人心弦！

﹝本文至此刊於2003年4月號張老師月刊﹞

有意思的是：芙烈達一生仍抱持堅定的共產主義思想，雖與托洛斯基有過一段婚外情，卻從未加入過墨西哥托派，在托洛斯基與她及狄亞哥先後過世的50年代之後，托派由於史達林鐵騎鎮壓匈牙利而在全球重新抬頭，相形之下，扥派勢力反而愈形薄弱的墨西哥，經歷了70年代的經濟快速成長、80年代發生的債務危機，到90年代初期更發展成區域性的金融危機，全國瀕臨破產邊緣。到了2000年7月的墨西哥總統大選，最大反對黨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獲勝，墨西哥人民終於以選票唾棄了當時世上執政最久（長達71年）的革命建制黨。

說巧不巧，同年3月，台灣人民也以選票唾棄了在台灣執政長達53年的國民黨；而在此之前，台灣與墨西哥唯一拉得上的關聯，很可能是我們在經濟起飛時的總統蔣經國，居然也曾經是個信仰堅定的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