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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開始,一臉無辜的伊斯蘭青年馬里克(Tahar Rahim飾演)被帶領進入監獄,眼神純潔得像一張白紙;他被剝得赤條條的,像個嬰兒,就這樣被丟進那個封閉的「社會」之中;他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只有一張50歐元的紙鈔。

 

等到電影結束,你會發現步出監獄的馬里克已經變成黑幫老大,他的眼神篤定而自信,既複雜又神祕,原來那張白紙上已經寫滿了故事,而外面的世界還有一個女人、一個孩子、一群幫眾以及數不清的財產在等著他。

 

簡單地說,電影《大獄言家》(A Prophet)就是一部黑幫老大的養成史。

 

但是導演賈克歐迪亞(Jacques Audiard)可沒這麼簡單。

 

光從片頭與片尾兩場戲,觀眾很容易就對馬里克產生一種宿命論的想法:「此人命中注定要成為黑幫老大。」然而這只是導演刻意強化入獄前與出獄後的反差所致,他對馬里克這中間的6年監獄生涯點點滴滴巨細靡遺的刻畫卻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

 

把宿命論包裹進社會化過程裡所產生的衝擊,乃是這部電影所帶給觀眾的最大衝擊,加上賈克歐迪亞慣用的近身跟拍(非常適合本片中空間窄擠的監獄囚室)、主觀與客觀鏡頭的交叉剪接,讓全片產生一種類記錄片式的真實感,衝擊性更是強大。

 

而導演對影片主人翁馬里克的種種設定其實暗藏許多刻意的機巧:馬里克是個19歲阿拉伯裔青年,不識字但會寫自己名字,會說法語和阿拉伯語,但不確定哪一種才是他的母語;與他的伊斯蘭同胞不同,他甚至吃豬肉,沒有宗教信仰;觀眾不僅對馬里克為何會被法國司法體系送入監獄幾無所知(這便立刻創造出關於這個國家司法與社會種族歧視現狀的想像空間),連他入獄之前的19年人生也幾無所知(只知道他沒有父母、在少年感化院長大)。

 

這樣一張白紙被放進監獄這個大染缸裡,所產生的作用是立即而明顯的:他被迫要在監獄中存活(直到他羽翼已豐之後仍以此為自己辯白:「我只是一個求生存的阿拉伯人。」),必須很快熟悉一切規定以及潛規則;由於他之前近乎一片空白,因之從監獄外的實體世界「轉換」到監獄內的實體世界來,透過一連串儀式性的的入監程序,整個過程猶如「降生」。

 

緊接著而來的則是一樁又一樁的黑幫暴力事件:他被科西嘉幫老大凱撒(Niels Arestrup飾演)脅迫納入其麾下,以他的種族外衣為掩護,幹掉了一個伊斯蘭大老雷米,令整個伊斯蘭幫視之如敵讎,而即使他為科西嘉幫立了功,他的種族身分仍然讓他受盡一些科西嘉白人的歧視,但也由此引發他對於自身種族文化的自覺,他開始學習法文及電子學、經濟學等知識,結交對他友好的同胞獄友利亞德;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人際連結與見識膽識都逐漸成長茁壯,一方面他仍然聽科西嘉幫老大的話語命令做事,另方面也利用機會發展自己的事業:和吉普塞人合作安排運送大麻販毒,不僅在監獄內部搞,還搞到監獄外頭去;科西嘉幫老大凱撒在外面還有大哥大,和「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FLNC)似乎也有曖昧不清的關係(這種政治勢力反而使得凱撒能夠掌握監獄警衛),馬里克刑期過半又表現良好可以請假外出時,凱撒便命他外出幹事;最終當各方利害糾葛牽纏不清時,他趁勢結合伊斯蘭獄友激化科西嘉幫內部衝突,等到這些白人自相殘殺搞得一蹶不振,他不費吹灰之力接管一切成為最有權勢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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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透過快節奏的剪接,營造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緊迫氣氛,情緒與壓力也不斷堆疊,寫實情節與敘事手法結合得堪稱完美;更令人屏息的是,導演讓馬里克在殺害伊斯蘭幫大老雷米之後產生「預視未來」的能力,這也是片名原意「預言先知」(A Prophet)的因由。

 

馬里克的「預視未來」,其實並不是指他能預見什麼事件的結果,只是能看見一些即將發生的影像片段罷了,甚至還是由被他殺害的雷米「鬼魂」現身指引(要說是鬼魂或馬里克的良知或他的虛構想像都可,但依此「預言先知」指的便不是馬里克,而是雷米),且在關鍵時刻竟能產生救命之效,倒轉了他的命運;這種「意識在不同現實中穿梭」的魔幻手法,其實已經近乎宗教「神蹟」,在本片裡當然與伊斯蘭教有關。

 

在彼得‧柏格(Peter Berger)與湯姆斯‧樂格曼(Thomas Luckmann)兩位社會學家合著的《社會實體的建構》書中論及「日常生活中的知識基礎」時曾言:「所有意義的特定領域特質,都在於轉移人在生活現實中的注意力。當然,在生活中注意力的轉移是常有的事,但轉移到有限與特定的意義領域,因為會造成意識上的極大緊張,故而是最為激烈的一種。在宗教經驗裡,這種轉移稱為『躍進』(leaping)。」

 

在馬里克殺害雷米之前,他還是個純潔無辜的青年,在受到科西嘉幫極大的暴力脅迫下才做出殺人行為,可想而知他心中的恐懼以及對雷米的罪咎感,特別是雷米雖對他產生肉慾,但也是他開啟了馬里克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同時激勵了他的學習渴望。

 

而也正是在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躍進」,馬里克愈發明白他所「預視」到的主觀現實與監獄生活的客觀現實之交互作用(由此更可明瞭導演使用主觀與客觀鏡頭交叉剪接的妙處)。日常的時序結構對於生活其中的人們而言,往往是最大的制約,以此而言監獄僅僅是一層隱喻罷了。例如凱撒一開始便對馬里克撂狠話下重手全是因為雷米即將轉監,為了把握時間所致;就連馬里克每一趟受命請假外出的「公幹」,從監獄內轉換到監獄外,也一樣得受時序結構支配,而關於其內涵的哲學思考則從日常擴及到整個人生。有如馬里克的伊斯蘭獄友利亞德在癌症復發(生命即將終結)之後對他說的:「你出獄之後我已不在人世,你還可以規劃你的未來。」

 

在馬里克第三回請假要去較遠的馬賽為凱撒辦事時,由於外出時間有限,來回不能超過12小時,他生平第一次穿西裝搭飛機,在通關時面對海關安檢人員,他做出和入獄檢查時一模一樣的張口吐舌動作,只差沒有脫光轉身彎腰咳嗽,一個簡單到令人發噱的小動作,卻透出一個重要的訊息:監獄日常的客觀現實已經「內化」成為馬里克的主觀現實。即使他對於監獄內的客觀現實已經做出必要的個人反省,但一旦忽然外出要面對更大的社會現實時,他仍然欠缺反應能力,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不小心暴露身分;這也是為什麼當他達成談判任務後,馬賽這邊的黑道老大要他玩個女人再走,他寧願一個人留在海邊不想面對這些「外面的」人群──因為他缺乏足夠的外面社會的日常客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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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所有人的每個行動莫不是被迫依照客觀的時序結構做出選擇,如此點點滴滴所建構出的現實感之巨大,及其所引發的種種對於「社會化」的反思,已可視為導演的成就。就此點而言,《社會實體的建構》不啻為本片之最佳輔助閱讀書籍。

 

本片其他的次議題也得到細膩的發揮,尤以身分認同的種族議題最為精采,前文已有略述。

 

馬里克先是以一個阿拉伯人卻為科西嘉人辦事,事情即使辦成功卻仍受到幫內眾人歧視侮辱,甚至當他成為幫中最受凱撒倚重的人物之後,還是得為比他晚入幫的科西嘉人泡咖啡、清潔、打掃。然而毋須為馬里克抱不平,馬上你就會發現馬里克是如何善用這些外在的現實隱藏自己的城府心機;他聽不懂科西嘉鞤的日常對話,竟然私底下傾聽學習,他第一次把他會科西嘉語這件事告訴凱撒時(還是以一種兒子對父親的孺慕之情),凱撒的反應不是感動讚許而是刮了他一大耳光,原來他根本不信任他!

 

在一次凱撒抱怨伊斯蘭鞤人數愈來愈多之後,馬里克假裝不經意地獻計:只要凱撒要幾個警衛過去惡整他們一下,他們就知道這地方誰是真正的老大了。凱撒驚喜地讚賞,並且立即實行,一開始警衛頭頭不太願意還被凱撒惡言嗆聲,果然伊斯蘭鞤老大哈珊只得過來致意。

 

表面上,馬里克獻計讓凱撒實行後也能達到效果,惡整伊斯蘭幫更能贏得科西嘉幫信任,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但是馬里克心機顯然不只如此,他知道伊斯蘭幫要向凱撒求和的話,必定得先找上他做中間人,則他當年殺死雷米一事必可因此漸獲伊斯蘭幫和解,後來他又將大麻生意所得的黑錢全數「奉獻」給了伊斯蘭幫,此後馬里克的影響力已經橫跨兩幫,成為真正能夠呼風喚雨之人。

 

此事過後凱撒察覺馬里克心機很深,有次便當面質問他為何還願意做那些小弟做的事,馬里克自然不動聲色,凱撒出言警告:「不是我需要你,是你需要我!」但是誰都看得出來,此時馬里克已經不需要凱撒了。最後凱撒甚至不以老大的地位命令馬里克做事,而是以信任他為由出言請求,但馬里克的叛意已堅,聽不懂阿拉伯語的凱撒根本無從得知馬里克的計謀,最後連以前只有科西嘉幫能坐的庭院板凳這一席之地也保不了。

 

賈克歐迪亞的電影似乎總偏好讓主人翁橫跨兩種不同價值領域的邊界之間,視其在衝突矛盾避無可避之處如何做出選擇,2001年令其一鳴驚人的《唇語驚魂》(Read My Lips),以及2005年《我心遺忘的節奏》(The Beat That My Heart Skipped)都是風格一貫的精準細膩之作,對於演員表現的要求也很高,每一片都造就出不得不讚嘆的好演員;《大獄言家》顯示導演的視野與格局都有更驚人與深刻的成長,似乎更反證出導演自己才是背後那真正的「預言先知」!

 

※本文於2010年04月01日刊於4月號人籟論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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