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庫斯托力卡導演的電影《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裡，總是有小孩會躲在大紙箱裡移動，彷彿這樣可以與世隔絕，所有外面世界的殘酷與悲苦都不會進來；看片當時我還只是個大學生，對這些荒謬滑稽卻又充滿淒涼悲愴的場面立刻就起共鳴──對某一段時間的我而言，書店就是那些個大紙箱（當然後來覺得電影院也是）。
只不過差別在於：進入紙箱一片漆黑你什麼都看不到，但是進入書店卻可以打開你的眼界，如果每一本書都是一個世界的話，書店裡有無數個世界等著你進入去探索。
這種感覺實在是太美妙了，如果回到1950至1980台灣的戒嚴年代，再來看台北市重慶南路這條（與權力核心總統府所比鄰的）書街所具有的「紙箱」意義，就更清楚了，這也是為什麼解嚴前成立的連鎖書店金石堂都還要到重慶南路開分店，但解嚴以後，資本更大更雄厚的連鎖書店誠品在北市東區成立，重慶南路便開始逐漸沒落，等到網路書店興起且更壓過實體書店之時，這條書店街已然奄奄一息，只剩幾家老字號書店硬撐至今，實在教人不勝唏噓。
而我有幸在八十年代，見證過重慶南路書街最後的繁華，雖然年紀其實還不夠老，沒有親眼目睹過詩人周夢蝶蜷靠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屋的騎樓廊柱，也沒有親身經歷過轟動一時的文星書店的樓起樓塌，更別說街角路邊夾雜販售各種黨外雜誌、違禁書刊的各個書報攤，如今都幾乎消失殆盡；但在我少年成長階段，還是在這裡獲得了最豐碩的養份，這就是為何我在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舉辦的「思想，重慶南路」特展展場上的留言活動中，會留下一句「沒有重慶南路，就沒有有河book」的原因。
當我國小五、六年級時，國語日報及東方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又一本的兒童及少年讀物，包括文學及科學，是我同齡的學生們最熱愛的讀物，有幾回與家人經過重慶南路及衡陽路口，一看到東方出版社就鑽進去覓書而讀，家人另去他處辦事完全不用操心，他們知道我會在哪裡，有時辦完事來拉我都還拉不走！
國中三年由於升學壓力，不要說外出上街逛書店，連閱讀課外書的時間都減少很多，此一情形到了高中便完全解放，也恰好是地緣關係，每天放學經常得自南海路走到重慶南路搭公車回家，既然到了重慶南路，放學時間又早，豈有不逛逛書店的道理？
於是乎從第一家金橋書局開始，通常是直上二樓，一屁股坐在地上看完才走，再到衡陽路上的金石堂（偶而還是會去東方出版社以及對面的黎明、正中書局逛逛）翻翻雜誌，再到天龍書局尋寶（我曾在此買到一套8本只售400元的四季版李敖全集以及幾本文星叢刊），到世界書局或對面中華書局看看古文書籍，馬可波羅麵包店樓上的東華書局也很好逛，三民書局書種最齊，跳過幾家專賣各類考試用書的書局之後，再遠一點還有商務，連幾年後開在懷寧街上8樓的阿維二手書店我都差不多在他成立的第一時間就發現。
那是個每家書店都是獨立書店的黃金時代（所以當時連這個詞兒都沒有）啊！
幾年以後我進入廣告界，待過的其中一家廣告公司便在重慶南路上，出於工作需要，有時連上班時間也可以去逛書店。一路走來至今，我的生命與生活根本離不開書店。
自從離開職場來到淡水河邊創立了有河book，偶有媒體或者年輕學子前來訪談，問及開書店的因由，我總是回答這輩子最想做也只想做的就兩件事：讀書、寫字（其實還有看電影）；除了開書店，還有什麼工作最能滿足這樣的生活願望？
※本文刊於2014年六月號《小日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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