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角度

視線，永遠透露出訊息；而態度，經常決定了視野。

日本重量級電影評論家蓮實重彥於1977年的名著《反「日語論」》中提到他的法國妻子曾經說過關於她「生命中輝煌的一天」：那是在她五、六歲時的一天，她的母親把她和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然後帶她來到一個木偶劇場，以為要看表演，哪知劇場的主持人卻宣布讓孩子們來一場即席朗誦法語詩的比賽；她在被要求上台表演的那一瞬間，回頭尋找母親，發現母親早已隱身在一群媽媽之中，表情詭異，她頓時感到一股強烈的敵意：被母親出賣！而在她上台開口朗誦之前，她發現原本那些漂漂亮亮的臉孔都變得極醜陋，而且「還是頭一次看到人的臉那樣的醜陋」，但她在敘述時特別向蓮實強調「所有的輝煌都是從那一瞬間開始的噢」！

等到她不得已朗誦完畢，聽到持續不斷的鼓掌聲，她竟被選為全場最優！而當她再次上場接受頒獎的時候，她發現台下那些臉孔已不再如之前那樣醜陋了，且「第一次感到了語言成了自己的東西。」

蓮實由此開始反思聲音及文字﹝語言及書寫﹞在人類認知溝通的情境中的差異，並帶出人如何經由語言分辨他者同時建立自我認同，甚至論及索緒爾對語言學改編的缺失一直要到符號學的納入才算獲得輝煌的成功，但他隨後又擺脫了聲音或符號的論旨，而更進一步以生與死的形上學意義來強調人生的真實體驗其實是超越語言的：「那時是六歲的內人，用裹擁著她的與環境相符的『聲音』超越了作為體系的『語言』。這一輝煌，與其說是博得了意想不到的喝彩的那種輝煌，不如說是一種內含了死的生之燃燒。」

多虧另一位香港影評人家明的提示：在「《冷血字傳》的寫作本質探討」一篇中﹝收錄於湯禎兆《全身文化人》，香港文化工房出版﹞，阿湯自己也曾這麼說：「寫作從來就是謀殺的過程，它要奪取的正好是自己的生命。」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引介蓮實重彥如何看待他妻子「生命中輝煌的一天」，其實乃是藉由她第一次掌握到語言的實際經驗，來證成語言同表達、創作與生命之漸進關係；而身為香港影評人亦深受日本文化薰陶的湯禎兆，在其新書《香港電影血與骨》中幾乎是以相同的視線與態度看待香港電影「生命中輝煌的每一片」，而這其實也正是湯禎兆重新掌握香港電影語言的生命經驗與創作感言。

透過蓮實的敘述，我們其實可以發現他的「視線」既通盤照顧全局又不離焦點，不隨便跳脫背景情境更不放過任何細節，這大概是一個傑出影評人所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及素常訓練；阿湯在自己的部落格「雜踏流民」中刊頭便如此說道：

「『流民』是對抗『達人』的命名，後者的大流行說明了社會對專家的膜拜傾向。『流民』追求的是專業的態度而非專家的身分，因為興趣的駁雜及好奇心的澎湃，『流民』不可能長據一方定性為專家。何況『達人』往往會陷入為維護專長，而被迫墮進隱惡揚善的窠臼。『流民』沿街看風景，翻書尋反省－－由『亂步』到『雜踏』，其實均不過一直在貫徹『流民』的身分本質。」

蓮實之所以要寫《反「日語論」》，乃是為反思日本70年代對「正確、優美」的日語的眷戀及期待，蓮實以一個語言學者，深深理解任何文化必然附有醜陋貧乏或錯誤愚蠢的一面，強要提倡「正確、優美」，只有暫時將錯誤醜陋排除在視線之外才有可能，而此帶有歧視性的想法其實昧於日常現實，反而不利於日語的發展。

阿湯則將這種態度印證到電影範疇。看過《香港電影血與骨》的人一定不難理解如湯禎兆這般「草根」性的影評書寫方式有多麼難能可貴；強調「草根」的意義正在於一切得由自己的生活經驗與日常現實出發，尤其看與被看者均同處於一個社會之中、側身於同一個語言文化之中，自更能解讀「他者」所難以察覺的本地語言的微妙特出之處，而不至於一起始便以表面的美醜觀感判定文本的生死價值。

香港電影不論市場規模及工業化程度均遠超過台灣，各種類型片的文本都要來得豐富許多，但是一般評論人對待香港電影經常只見皮毛，不是以類型電影的公式胡亂套用解析，就是為顯示自己的美學高見而刻意揄揚隨興唬爛，既看不見專業，態度也很可議。

看湯禎兆的影評，常常等於是透過他的視線再看一次電影──儘管許多香港電影台灣愈來愈看不到！

看湯禎兆怎麼從色情書寫的權力爭逐角度談《大內密探之零零性性》──這可是部三級色情電影！再看他怎麼談70年代情色異端名導桂治洪，解讀90年代《屯門色魔》、《弱殺》等片的異代重構；看他如何因應恐怖片新類型元素的豐富變奏而自創出「鬼眼片」這個新名詞，再看他引女性主義學者羅拉馬爾維﹝Laura Mulvey﹞的著名論文「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以揪出香港新銳導演鄭保瑞的女魔心結；更令人拍案的是看他竟拿《課長島耕作》來比對關錦鵬改編自王安憶小說的《長恨歌》……

談電影本身已夠精采，明星的一生可能比電影更精采：且看阿湯怎麼談張國榮的銀幕性格，香港人又在他身上投射出何種時代價值；看他怎麼標示許冠文的能力極限、遺憾周潤發戲路的愈收愈窄、懷念八十年代的老同學周星馳……如此一路看將下來已不僅是篇篇暢快，更且足以建構出一門理解香港電影的語言學！

批評容易批判難，湯禎兆以超越一般談美論醜的層次，示範了一個草根出身的流民影癡如何撿拾一個又一個與電影相關的影像碎片──大多被過往達人丟棄路邊所不屑一顧──再還原到香港本土的現實生產環境中，據此拈出更多更豐富的新意思出來，這需要長期且熱情的生命投注，卻正好符合蓮實重彥1994年於台灣文化大學演講時所說的：「所謂影評人正是能夠看大家所不能看而自我犧牲的人。」

或許，在今時今日此地台灣，作為一個電影觀眾不免要問：出版這樣一本香港電影評論集的意義究竟何在？

我想起前不久在廣播中聽來的一句話：「談論自己沒讀過的書，是一個社會文明的表徵。」

我只想說，談論自己沒看過的電影也是﹝阿湯書中所提到的香港電影我有好些無緣得見啊！﹞。

目下香港電影的標竿旗手杜琪峰在2004年拍的《柔道龍虎榜》中特別安排女主角應采兒是一個來自台灣台南的逐夢女孩，還找到高捷來演她父親，影片上映後杜曾慨嘆「我喜愛的電影為什麼卻沒有人談論呢？」；對此湯禎兆寫了一篇「尋找香港電影的文化特質──以《柔道龍虎榜》為例說明」以證明香港的評論人從未忽視這部杜琪峰的代表作品；而台灣出版社此時出版阿湯這本《香港電影血與骨》，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在回應湯禎兆、杜琪峰乃至香港電影：不只香港評論人沒有忽視，台灣也沒有忽視！



P.S.：本文同步刊於破報第520期。